材料：洋务派在科技实践活动中视野逐渐开阔，开始认识到西方的“长技”背后还有支撑着“长技”的系统的科技知识，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层面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价值和作用，形成了知识科技观。知识科技观又进一步影响了洋务运动中的各项科技实践活动，洋务派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实际，通过设译馆、翻译大量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科技成果，举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等方式，使当时的中国广泛汲取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论洋务派科技观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曾纪泽(1839—1890年)，曾国藩之子。在父亲的督促下，曾纪泽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并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出使期间，实地考察了英、法、俄等国的实业，极力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建设海防。1885年，他奉旨帮办海军衙门，上书说：“方今御侮折冲，唯海军为最要。“他极力称道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认为西方数学比中国传统的《九章算术》高明，对一般守旧士大夫“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态度嗤之以鼻。曾纪泽认为欧洲的“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认为在中国上古社会还有着无数的机器，后来只是由于“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他积极利用巴黎、伦敦的各种国际博览会，向欧洲传播儒家文化及传统的民族文化，不少西方学者怀着对“中学”的兴趣，慕名来访。他还对西方议院制度颇有兴趣，认为泰西“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由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

——摘编自李岳《曾纪泽传》等

材料一

洋务运动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端，洋务派的科技观由此形成。针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等人提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的构想。“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近代科技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洋务派设译馆，培养翻译人才；开办新式学校，培养专门技术人才。洋务派的科技观经历一个由浅到深渐变的过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30余年，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最终失败。这根源于“中体西用”本身存在着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

——摘编自高庆节《试论洋务派的科技观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派把科技进步看成是国家强盛最有力的杠杆。他们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维新派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主持译书局的工作，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并创办报刊，积极宣传“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总之，维新派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做了极大贡献。

——摘编自胡晓登、周松柏《戊戌维新与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命运》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国王授予部分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人特许权，建立了众多的特许公司，其代表有莫斯科公司、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据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相继建立。这些企业隶属于总督、巡抚，形同官府衙门。后又建立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总办、督办也均是由政府任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提出了按照西方国家的条例，准许民间投资开办。20世纪初，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逐渐转为商办企业。为此，清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

——据周其厚《论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