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读者》，有删改）

孤独温暖的旅程

铁凝

    ①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②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③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④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派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是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⑤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⑥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⑦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那些卑微的母亲

    ①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烧烤，我们刚坐下，就见一个老妇人提着一个竹篮挤过来。她头发枯黄，身材瘦小而单薄，衣衫暗淡，但十分干净。她弓着身，表情谦卑地问：“五香花生要吗？”彼时，朋友正讲一个段子，几个人被逗得开怀大笑，没有人理会她的问询。她于是将身体弓得更低，脸上的谦卑又多了几分：“五香花生要吗？新鲜的蚕豆……”

    ②她一连问了几遍，却都被朋友的说笑声遮住。她只好尴尬地站在一旁，失望和忧愁爬满了脸庞。我问：“是新花生吗？怎么卖呀？”她急慌慌地拿出一包，又急慌慌地说“新花生，三块钱一包，五块钱两包……”我掏了五块钱，她迅速把两包花生放在桌子上，解开口，慢慢退回去，奔向下一桌。

    ③每一次去逛超市，都会看到那个做保洁的女人。有五十多岁了吧，头发灰白，晒得黑红的脸膛上布满细密的汗珠，有几缕头发湿湿地贴在脸上。她总是手脚不停地忙碌，在卫生间、在电梯口、在过道，她弯着腰用力檫着地，超市里人来人往，她刚檫过的地，马上就被纷至沓来的脚步弄得一塌糊涂。她马上回过头来，重新擦一遍。

    ④有一次，我上卫生间，正好碰到她。她的头垂得很低，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只看见她的两只骨骼粗大的手，捏着衣角局促不安地绞来绞去。那双手是红色的，被水泡得起了皱，有些地方裂开了口子，透着血丝。她的对面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看样子是超市的主管，那人语气凛凛地训斥：“你就不能小心点？把脏水洒在人家衣服上，那大衣好几千块呢，你赔得起吗？这个月的工资先扣下……”她就急了，伸手拉住那人的衣袖，脸憋得通红，泪水瞬间涌得满脸都是。她语无伦次地说：“我儿子读高三，就等着我的工资呢，我下次一定小心……我慢慢还，行吗？可不能全扣了呀……”她几乎是在低声哀求了。

    ⑤逛街回来，遇上红灯。我们被交通协管员挡在警戒线外，等待车辆通过。这时，马路中间正在行驶的车上忽然有人扔出一只绿茶瓶子。瓶子里还有半瓶茶，在马路上骨碌碌转了几个圈，眼看就要被后面的车辗上。忽然，就在我身旁一个女人猛地冲过去，几步跳到马路中间，探手捡起那个瓶子，迅速塞进身后的蛇皮袋里。她的身后，响起一大片汽车尖厉的刹车声，司机气急败坏地冲她嚷：“抢什么抢，不要命了！”

    ⑥她一边陪笑着往后退，一边扬起手中的瓶子冲着我们这边微笑。我回头，这才看到，我身后还有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孩儿，也竖着两根手指在冲她笑。母子俩的笑容融在一起，像一个温暖的磁场，感染了所有的人。我明白了，她是一个贫穷的母亲。那个瓶子，不过一两毛钱，可对她而言，可能是一包供孩子下饭的咸菜。

    ⑦生活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女人。天不亮就满城跑的送报工，满面尘土的垃圾工，摇着拨浪鼓收破烂的师傅，被城管撵得到处跑的水果小贩……她们身份卑微，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兢兢业业。她们又无比高尚，为了孩子，胸腔里藏着震惊世界的力量。

    ⑧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

时光书衣

    ①春节期间，陪母亲回老家，无意间从柜里翻出许多书籍，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灰尘，仿佛经由岁月披上了一层时光之衣。轻轻一吹，尘埃飘散，陈旧的封面掀开褐色面纱，令我想起从前——

    ②小时，每逢开学发了新书，母亲总要亲手包上书衣。每年的寒暑假过后，她都会抽出一晚上的时间，放下手边正剥籽的玉米和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准备好一把剪刀，几张报纸或牛皮纸，坐在烛光里，为一本本书披上一袭妥帖的新衣。母亲说话极形象，包饺子要擀面皮来裹馅儿，书里面都是知识，当然需要包上纸质外皮裹裹紧。母亲虽是个从未进过学堂的农妇，却也懂得物质与精神缺一不可，漏掉哪样生活都会黯然失色。

    ③包书衣是项技术活儿，类同于裁剪，看上去轻巧简单，要求却复杂严格。成品要经得起检验，包好的书皮如果像剥开的橘子皮似的绽开，就丝毫起不到保护书本的作用，这样的书皮用不了几天就会散架，悄然脱落。如若眼力界儿达不到，尺寸大了或小了，也会给书本穿上一件尴尬蹩脚的外衣。这样的书皮孩子带着去上学，是会羞愧到哭的。 包书衣的纸张要厚薄适度，先包住书量出适当的长和宽，用铅笔在四周做上标记，再完全紧紧地将书裹紧，让两边均等，接着裁去书脊两端多出的纸张部分。母亲粗糙的手和灵巧的心配合得非常完美，裁好的纸刚好完全包住书脊，再稍加处理，一个严丝合缝的完美书皮就诞生了。那时候我还小，心里并不乐意用一张纸把绘制了各种鲜艳生动图案的封面包上，但现在经常怀念起那时的书衣来。

    ④包好书衣的书籍，母亲都会放在我的褥子下面，晚上睡觉压上一夜，书衣就更加平整漂亮了，我的心就小鹿似的神气起来。现在想来，那种骄傲的心情，就像中了榜首状元，到学校自然收获了满满一班人的羡慕。后来，母亲用挂历和明星海报为我包书衣，引领过我们那代学生的风潮，同学们比的不再是单一的书衣手工品质，最重要的是书衣画面的内容和唯美程度。

    ⑤有一年，表姐从大理旅行回来，带了几米印染的蓝底白花粗布，母亲就不声不响地裁剪好，用针密密缝了个别致的书衣送给我。当时我早已到了审美挑剔的年龄，竟是格外惊喜，那样绵软有型的书衣，简直是为我的日记本量身定做，如黛玉葬花的锦囊，收藏着青春明媚忧伤的心事。后来偶然知晓，日本人历来有包书衣的习惯，一直沿袭至今，人们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书衣特色，分辨那些书出自哪些书店。而母亲为我做的书衣，无论历经怎样的岁月淘洗，隔着久远的时光，仍一眼就能看到爱的印记。

    ⑥文学大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晚年癖好包书衣，贫困时甚至找包水果的纸来用，所有藏书包好后，都一一用毛笔写上书名，或将当时的感怀写成简短书评，并著下《书衣文录》，形成了独特的“书衣文体”。到如今，各种各样图案的书衣应有尽有，人们自然体会不到孙老对书衣的爱惜之情。

    ⑦也许包书衣的初衷无非就是为了避免书籍污损，但就书衣本身而言，它是在无言地向人诉说。据说，现在设计出来的书衣甚至增添有侧袋，方便放笔等，但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当年为我包过的精致的书衣。

（作者：侯利明，选自《思维与智慧》2019.07，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