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选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有删改)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点而言，群体异乎寻常地类似原始人。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关，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作用于群体的这些刺激因素同样作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这些个体也会随之产生反应。而单独个体的大脑则会向他指示，接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所以，单独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该项能力。

群体兴奋的来源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冲动行为也不同： 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由于这些冲动来势汹汹，因此，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性命攸关的利益，都不足以控制他们。鉴于群体接受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也较为多变，遵循这些刺激因素的个体也会很不稳定。这就解释了群体为何可以从最血腥的狂热痴迷状态转瞬间转变为极具英雄气概。正因为如此，群体既可以成为遭人唾弃的刽子手，也可以成为慷慨赴义的勇士。也只有群体，才能义无反顾地为了心中的信念而不惜血洒战场。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尤其如此。此外，群体虽然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它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完全不认为会“不可能”或“做不到”； 若是孤身一人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绝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是洗劫商店。即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会立刻遏制住这种蛊惑。因为，他是有思想的，内心会有负罪感。但是，群体则不然。当个体加入群体的瞬间，个体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强大力量，他变得不可一世，甚至有了杀人掠货的想法，不得马上付诸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对群体的特点产生影响。比如：拉丁族群体和英国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1980年的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战役（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兵败的电文再次引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选自勒庞《乌合之众》，有改动）

    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慢读意味着缓慢，意味着耐心，但更要求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方法。在文学阅读方面，这种能力和方法首要的是对语言、形式的敏感。重视文学的历史政治社会维度的人可能会有异议，他们着急地想从文本中拎出观点、含义，不耐烦绕圈子式地从形式入手。慢读者则会首先从作品的美学、形式着手。这并不是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历史、政治、社会内容与审美、形式是意义的整体，但在阅读的次序上，审美、形式是关注的起点。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①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②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③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④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⑤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⑥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虚 拟

毕飞宇

    这个冬天特别冷。

祖父神情淡然，但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

父亲看在眼里，退了出去。望着父亲的背影，祖父很轻地咳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最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祖父把时间全部给了学生，父亲在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父亲没有考上，祖父的57个学生考上了31个，在当年，这是“放卫星”般的天文数字。九月，省报的记者把祖父的故事写成一篇长文：《春蚕到死丝方尽》。黑体的通栏标题很吓人的，还配了祖父的一张标准像。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冷静下来了，突然就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春蚕》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把父亲的自信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忙你的去吧。”

父亲不是省油的灯，他模仿祖父的笔迹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口吻酷似祖父。那些年，这样的事求之不得呢。局长爽快地让父亲进了县教育局。

一个月后，祖父急匆匆地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瘦小的身体暴发出了雷霆般的震怒：上补习班去!局长打圆场了：“教育局挺好的……”祖父指着局长的鼻尖：庸俗!鼠目寸光!一年之后，祖父做了校长，而教育局长有机会出任副县长了。在组织部人员面前，祖父重复了那六个字，教育局长功亏一篑，他的委屈和愤懑落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是祖父的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却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祖父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

祖父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癫狂和牺牲精神，沉着，持久。“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祖父对自己还算得意。

父亲退出去了，我打破沉默：“嗨，不就是爸爸那点事嘛……”

祖父说：“这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好久。你爸退休那天，我就释怀了……”

    我很意外——他的眼神里不是释怀。

    “……你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祖父凄然地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

    这算什么事呢。

“当年荣校长182个。我数过两遍。”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轻声却又清晰地说。

荣校长的职务是祖父接替的，“182”也成了祖父岁岁年年的梦。

“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我想让说话轻松一点，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

“不能做假。”语气刻板，严厉，中学教师特有，“不能做假!”

祖父赋闲多年了，他又不像荣校长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死在了小年二十六。这一天特别特别地冷。

祖父曾为解寂寞，开了微博，我在上边发了讣告。微博长久寂寞。

我取出钱包，来到了花圈出租处，要来纸、笔、墨。我努力回忆祖父大醉的那些夜晚说出的那些名字职务单位，我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罗绍林遥寄哀

    思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茅开民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储阳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并不悲伤。事后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

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只是亲笔书写了一副挽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一直站在遗体旁，却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一秒也没有。他紧抿双唇，头有些昂，目光在扫视他手书的挽联，最终落在下联上。他没有泪，但是，毕竟上了岁数，有了水光，眼神很亮，像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