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

②“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③“或谓纲常政教，中国自有常经，惟兵商二途，宜集思以广益。”

④“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是故排满者，为独立计。”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材料一 庄园是英国中世纪的基层组织。12 世纪，随着工商业经济发展，城市的创建和复兴活动，不少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市。农奴还常利用领主法庭及国王法庭等进行合法斗争。1200 年英国王室法令明确规定，如果农奴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获得自由身份。“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成为当时流行谚语。但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他们的生计是与耕地、牧场联系在一起的，很难一走了之。13 世纪末兴起的货币地租是关键性变革。此后劳役折算为货币，农奴实际上成为领主的承租人，与自由佃农已没什么区别。1348—1354 年发生的黑死病，英国人口下降三分之一，越来越多的农奴要求摆脱庄园，发起了群众抵抗，14 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全面崩溃，英国社会逐渐形成一个富裕农民阶层。此后经过宗教改革和圈地运动，英国逐渐确立土地私有制和大租佃制的经营模式。到 1750 年英国被誉为“欧洲的粮仓”。

——摘编自候建新《资本主义起源新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当中国农民家庭棉手工业开始受到洋布洋纱的冲击时，即引起人们的注意。1846 年，包世臣就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太（仓）布市削减大半”。从非产棉区到产棉区，洋纱洋布的市场逐渐扩大。随着自然经济解体，大量失业人口只能涌向本已紧张      的土地之上：失去副业的农民无力支付高额地租，乡村的租佃关系变得异常紧张。部分人口流入城市，推动城市畸       形繁荣，但作为消费型城市，工业产业并不发达，其结果是大部分人只能过着寄生虫般的闲人生活，或者沉迷于追       逐权力；传统士人讲究叶落归根，而现代大学学到的东西常常是来自西方的知识，当学生毕业回到乡村后无人与他       讲话，没有人理解他，也就不再回乡。乡村流失的不仅是金钱，更是人才。

——摘编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费孝通《中国士绅》等

材料：唐廷枢（1832年一1892年），曾任主管怡和洋行船舶代理业务的买办，对航运业务极为熟练。1873年，他入主轮船招商局，对其实施股份制管理改革，在新拟定的《局规》与《章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欧美轮船公司的影子。在唐廷枢的经营之下，招商局生意大获起色。 但是，外国洋行恶意跌价竞争，希望扼杀招商局。1876年，李鸿章拨官款20万两给招商局，使“该局气力为之一舒”，还许可招商局贷款可以延期偿还。为了节约经营成本，唐廷枢还自办保险和维修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机械船舶维修厂和保险公司，又为解决轮船的燃料需求问题，筹创开平煤矿。1877年，招商局在上海架设了中国第一部电话。因招商局的竞争，洋商每年少得利白银约1.3万余两。美国旗昌洋行也在1877年被轮船招商局兼并。

﹣﹣摘编自汪敬虞《唐廷枢年谱》等

材料一  明清两代是我国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依据行业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组织模式。而民营手工业则是依靠市场作为导向，雇佣的劳动力作为血液，进行某一产品的生产活动，因为交通运输、生产技术或生产资源等原因，部分手工业在特定区域发展迅速，并成为该区的代表行业。也正是因为手工业生产管理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劳动力市场和商品经济市场的发展，才促成了手工行业早期工业化的发生，从而继续推动手工业前进。

——摘编自吴兰兰《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手工业生产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  针对晚清小型兵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粗糙等状况，李鸿章等人逐渐形成了创办近代大型军事工业的认识。如1865年，得知美商出售上海虹口的旗记铁厂时，李鸿章授意丁日昌购买。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为“期渐收回利源”，使“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运贩；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企图以此来克服由于海关入超递增而造成的财政危机。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中期和后期，它们的发展比军事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新转化的历史产物，促进了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给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些客观条件和可能。

——摘编自冯元魁《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等

材料三 下表近代企业性质与资本组织关系表

——摘自王处辉《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

材料一  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只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因此，列强的需要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摘编自高路《洋务运动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材料二  自轮船（洋务企业的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段话出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