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徐光启（1562——1633），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园自给”，……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三十年，他再赴京应试，中进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

知识。万历四十六年，回到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

    徐光启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险，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又义的重要原因。他在《农政全书》“荒政”这一目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在他丁父优，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但至今仍然难以有定论。

——摘编自邵军鹕《从“李约瑟难题”到文化自信》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材料：梅文鼎（1633—1721年），清初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民间天文、数学家。毕生致力于发扬传统科学的精华并会通西学，对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梅文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是康熙帝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时期。梅文鼎平生著述“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是制定历法，梅文鼎对传统天文学的研究就是围绕着历法沿革这样一条线索展开的。梅文鼎对传统数学的研究当以《方程论》为最早。对于中西之争，梅文鼎基本上能够持中平公正之心，这与他对数学本质的看法是有关系的。他生于明代官宦家庭又受教于明朝遗老，后来却蒙受清朝皇帝的恩宠，潜心钻研西学却又有“奉耶稣”而“弃儒先”之虞，这种矛盾的境遇促成了他积极地鼓吹

“西学中源”说，通过梅文鼎这一人物，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由尖锐对立到开始交融的历史过程及其独特的方式。在中国科学史上，梅文鼎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前有明末传统历算的衰颓和西方科学的输入，后有清中叶乾嘉学派对包括历算在内的传统学术的复兴。梅文鼎的天文和数学研究在他那个时代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