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德意志人文主义学者大都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所以他们深受“分外纯粹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开始抛弃基督教的来世观念，注重人的现实生活…….新式世俗性教育在德国发展起来……马丁.路德接受了科学知识教育，并第一次听到“改革”这个词，第一次读到《圣经》全译本，“极感震惊”。

———摘编自朱婷、郑祖珽《文艺复兴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

材料二：在伏尔泰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是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摘编自高毅《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材料三：19世纪60—90年代，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极具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    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却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

———摘编自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材料：李鸿章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吕思勉先生认为：“自西力东侵，中国人遭遇旷古未有的变局……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摘编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中“未有的变局”，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康有为曾经说道，越是了解“西学西理”，越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在他心中，中国古代淳美的社会风尚皆因孔子学说教化所致，相形之下，“近日风俗人心之坏”，令人痛心。欲挽救此种乱象，还须用“孔子旧方”。康有为遍考秦汉典籍，指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制立法。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改制最核心的主张即三世进化，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君主制到立宪制再到民主制的进化，这是孔子借《春秋》而阐发的微言大义。如此，则维新变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必要性。

陈独秀认为“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而今已是共和制，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孔教只是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三纲五常违背了人的自由权利，缘此而生的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这种泯灭个性的儒家思想伦理禁锢，必须破除，“儒家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摘编自王鹏燕《康有为的孔教观与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