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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单选题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朝鲜族中学2019-2020学年高二上学期历史期中考试试卷

针对下图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中国有识之士提出的最早的应对主张是( )

经学难抵洋枪炮

A、“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B、“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C、“民主、科学” D、“伸民权,设议院,行立宪”
举一反三
材料一:在太平兴国二年(977)的进士科考试中,太宗录取进士109人,与太祖朝相比,人数大增。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更高达987人,创有科举以来的最高数额。两宋时期取士范围的扩大,表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延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工商之士也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太宗即位后,在帝王的倡导下,朝廷自上而下皆厚待及第士人,由此也使得科举入仕的文臣的地位渐趋隆盛,宋朝的以文治国之策得到彻底贯彻。自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始,殿试除试赋、诗外,还试论,并且有的考题已开始涉及到某些现实问题。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18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日趋重要。185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下,《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发表,对文官的选拔、晋升等提出改革建议。根据此报告,英国于1855年和1870年颁布两大法令,确定了近代文官制度。文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不得兼任议员或政务官员,不得参加政党和营利性经济活动。

——摘编自张延华《廉洁与效率: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

材料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部分清廷重员和封疆大吏将停废科举视为改革科举的主要目标。1903年,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请递减科举,获朝廷允准。然而,清廷渐废计划尚未实施,国内外时势急剧变化。面对反清浪潮,清廷内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立宪急需新式政治人才。1905年,清廷同意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广以学校”的奏请。上谕:着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李世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四: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教育改革逐步深入。195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各类高校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及其他类型院校。这次调整也有不恰当之处,如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据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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