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1986年的春天，可能来得比哪年都早。这年3月，由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报党中央的“国家高新技术发展建议”被邓小平批准。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的出台，对中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逐渐形成了共识：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终于又开始了向太空进军新征程。

    晚明时期，商业出现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晚明时期，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勃兴》）

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

孙伟平

    ①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前途远大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远未成熟、后果难以预料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改变着人本身，改变着对“人”的认知。

    ②在过去40亿年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有机化学规律演化的，演化的过程既缓慢又艰辛，然而，作为无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改变传统的生命演化规律，并且传统的生命演化节奏也收到影响。随着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人的自然身体正在被“改造”，同时，人所独有的情感、创造力等社会性正在为智能机器获得。

    ③人形智能机器人的研制是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智能机器人在外形上可以不像人，但也可能“比人更像人”。一些乐观的专家大胆预测，到2050年，人形智能机器人将变得和“真人”一样，令人难分彼此，“凡是人所具有的，人形智能机器人都具有”。智能机器人究竟是否是“人”，必将，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争辩不断的时髦话题。2017年10月25日，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吃螃蟹”，授予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女性机器人索菲娅（Sophia）以公民身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

    ④人工智能对“人”提出了挑战，当人的自然身体与智能机器日益“共生”，那时，我们将要思考新兴的“共生体”究竟是“人”还是“机器”？如果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允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定制一个或多个外形和内在类似的“自己”，令自己永远“活”在世界上。

    ⑤正在研制的智能机器人不仅模糊了“人”本身，更是对人的本质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会思维”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机器也会思维”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的共识。例如，2016年以来，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采用大数据的自我博弈训练方法，相继击败了李世石、柯洁等围棋世界冠军，展现了它在“变化无穷”的围棋领域优于人类的大局观、控制力和创造力；最新的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 Zero）更是完全不借助人类的棋谱，“抛弃人类的经验”，从随机走子开始自我对弈学习，仅仅40天就“自我训练”成为了世界最强；这既给围棋界和社会各界带来了颠覆性的感官刺激，也令我们见识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威力，令智能系统具有控制力、创造性等变得不再那么有争议。实质上，当智能机器不仅在存储、运算、信息传输等方面远超人脑，而且在控制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情感的丰富度等方面也超过人类时，就对人的思维本质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⑥如果以上的描述和分析成立，智能机器人将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那么，就难免导致以下一系列“顺理成章”的问题，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享有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就如猫、狗之类宠物尚且享有一定的动物权利，人形智能机器人与它们相比“更加高级，”，它们是否更应该受到尊重，拥有更多的权利，包括避免被人类过度使用，或者置于可能导致软硬件受损的恶劣环境之中；是否具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包括不能被视为人们的“仆人”，不能够侮辱和虐待……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并且新的问题肯定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⑦观照现实，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大潮汹涌澎湃，智能机器人可以比较廉价地生产，且仍然在不断地开发、完善和升级；智能机器人已经广泛进入人们的学习、生产、生活、休闲、娱乐过程，成为人们学习的老师、工作的伙伴、生活的助手、游戏的玩伴，甚至像家庭成员一样的机器人伴侣、孩子……展望未来，智能技术正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具有自主意识、创造能力、类人情感、社会交往属性的智能机器人已经渐露端倪，很有可能变得与自然人难以区分。这一切令“人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9日，有删改）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出现要早于官方组织。从源头上讲，民间组织促进和推动了官方组织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化；从实际运行看，官方组织出现之后，便开始组织引导、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到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管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官方组织管理体系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形式屡有创新，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民间组织是由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组织，到明清时期它们的存在便已无法与官方完全脱离，即便是一些看似与官方毫无关系的民间组织，实质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许或默认之下存在。明清时期没有普遍设立县级以下机构，所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管理作用极为重要。其基层组织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半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具有广义上的民间组织性质，比如里甲、乡约、社学等，都属于半官方性质，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是由民间群体来组织运行管理，却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接受考核、监督和管理。比如社学，它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教育组织，明清时期各地普遍设立。明初天下既定，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倡立社学，但效果不佳。清朝明确规定社、义学教师可免差役，体现了半官方性质。各地民间学校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和地方乡绅的重视程度。

    极具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以及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而存在，它们同样在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运行。这类民间组织的产生动力主要来自强烈的自我需要，以及地方精英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传统经济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繁荣，城乡各类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商业会馆和商帮就是典型的民间组织。一些商人为方便在外地的经营，多以地域为单位，与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联合起来，捐资兴建会馆。它们各有组织章程，保护入会者的利益，研究经营对策，举办联谊活动和公益事业等。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商业组织，即便是商品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会馆，也是同籍官员私下聚会场所，在联络亲情和关注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方面作用最为突出，里甲、保甲和乡约等组织实际担负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里甲组织，主要职能是编查土地，催办钱粮，完成官府交办的各项公事。比较而言，保甲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功能更突出。两套地方基层组织交叉使用，在稳固国家政权基础、确保赋役征收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行会、慈善会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间组织复杂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城差异大，原生性强，决定了它的自发无序和泛滥性质，难免与“官方”组织利益不一致，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朝廷对其加强了管理。

（摘选自彭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那些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