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全球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发展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电影大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中国电影人考虑的关键问题。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创作有影响力的电影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对制片公司来讲，产业链条的强化和发展很重要，要创作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这样才能支撑电影产业发展，否则电影强国的实现是没有依据的。”他指出，我国影视产业还处在发展期，电影发展机会多，未来，中国的影视产业依然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对此，马中骏也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好的时代和机遇期，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影工作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你有专业性，你做得足够好，市场自然认可。”

（选自“央广网”2018年6月19日）

材料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暗流涌动，一些人打着“重写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鼓吹“告别革命”，大肆歪曲历史、诋毁英雄，意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言论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因此，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为此，我们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积极运用新媒体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增强人们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

（选自“光明网”2018年4月23日）

材料三：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好故事变成具有世界通用文化符号的好作品。比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武侠片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辨识度很高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片在海外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把中国好故事变成好作品，还有一个案例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它不仅在亚洲其他国家好评如潮，还发行了美国版。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把好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中，“融通中外”正是中国电影国际化创作必须遵循的要旨，要选择能激起中西方共鸣的故事，既在内容上融汇中国文化，又在形式上实现国际表达。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15年的《狼图腾》和《滚蛋吧，肿瘤君》，这两部影片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代表作，它们曾在数十个国家展映，各国观众或为草原生活的艰难所震撼，或为身患绝症的坚强所感动。

    与此同时，把国外公共组织和学者发展为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地和专业力量的努力，更让我们插上了巡游世界的翅膀。比如，我们与拿督黄纪达基金会的合作让中国经典默片《神女》配乐放映，在各大电影节绽放异彩；与英国电影学会(BFI)的合作，则让中国享誉世界的影史名作《小城之春》修复版成为在英格兰地区发行的第一部修复版中国经典影片……

（选自孙向辉《“融通中外”，如何用电影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反思中国电影，我们同时看到隐患和欠缺。许多平庸之作呼应我们周遭弥漫的泛娱乐文化、亚文化之风气而生。平庸之作多表现为雷同化、表面化和粗疏化：只关注娱乐不关注思想；只关注生活表象而不探究生活中的发展趋势。对生活没有新发现，对艺术没有新表达；盲目跟风克隆，执着于缺少新意的翻拍与续拍。平庸创作一味在市场热项目中寻找风向，模仿效法。2017年生产故事影片708部，在影院公映的影片只有396部，一半的国产电影因平庸、粗疏被电影市场淘汰。创作平庸之风势必弱化原创力，弱化精品意识。于是，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才时不时地大行其道。容忍平庸之作，容忍创作平庸之风，就会放弃国产电影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就会丧失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新时代的创作目标感。必须对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平庸之风，说不！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4月12日）

材料一：

    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教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后面留了电话。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设在果园，亲自动手，把一探果树的枝条，剪掉了1/3。农民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急切地说：“你找来的这个教授到底行不行？这不是糟漏年景吗？看他穿戴也不像教授。”面对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这次很多人死活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真成了金苹果。

    这下，村民打心眼儿里服了，以后全听他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研究推广的28项成果中，有15项是在岗底实验成功的。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3.1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性格太倔，40年没变”

    “他这个人性格太倔，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干到底，任何人说了没用。认识他到现在快40年了，一点没变。”

    “在科研上，他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爱琢磨，种植技术年年变，随时更新。”

    身体出了几次大状况后，去医院检查，是心梗，医生叫他住院、卧床休息，他急了：“闹的时候没事，一到医院就成病人了，能有啥事？”谁都劝不了。

    “他就是不听话，要是当初做了心脏搭桥，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了。”郭素萍很是无奈。

    “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郭素萍平静地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李保国对吃没要求，对穿没要求，从不逛商场，衣服从里到外都是郭素萍给买。

    他对钱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每月八九千元钱工资花不完，“不就吃药花点钱吗？平时去山里，人家还管饭呢。”

    他把发明的山地节水灌溉专利，免费送给唐山一位企业家。人家春节时捎了些螃蟹和虾，他很开心：这我收下了。

    他的任何东西，包括课件什么的，谁都可以拷走，他觉得人人知道才好呢。

    他不求名，有时听说新闻单位来记者了，他赶紧开车撤了。

    “他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求很低，他的幸福指数很高。”郭素萍说。

（摘自《郭素萍谈丈夫李保国：“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大明湖之春

老舍

    ①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香乍开的时候，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屋中就非点灯不可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大，天色由灰而黄，而深黄，而黑黄，而漆黑，黑得可怕。第二天去看院中的两株紫丁香，花已像煮过一回，嫩叶几乎全破了!济南的秋冬，风倒很少，大概都留在春天刮呢。

    ②有这样的风在这儿等着，济南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那么，大明湖之春更无从说起。

    ③济南的三大名胜，名字都起得好：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都多么响亮好听!一听到“大明湖”这三个字，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事实上，可是，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④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地”。“地”外留着几条沟，游艇沿沟而行，即是逛湖。水田不需要多么深的水，所以水黑而不清;也不要急流，所以水定而无波。东一块莲，西一块蒲，土坝挡住了水，蒲苇又遮住了莲，一望无景，只见高高低低的“庄稼”。艇行沟内，如穿高粱地然，热气腾腾，碰巧了还臭气烘烘。夏天总算还好，假若水不太臭，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春天，则下有黑汤，旁有破烂的土坝;风又那么野，绿柳新蒲东倒西歪，恰似挣命。所以，它即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⑤话虽如此，这个湖到底得算个名胜。湖之不大与不明，都因为湖已不湖。假若能把“地”都收回，拆开土坝，挖深了湖身，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湖面原本不小，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这个，也许一时做不到。不过，即使做不到这一步，就现状而言，它还应当算作名胜。北方的城市，要找有这么一片水的，真是好不容易了。千佛山满可以不算数儿，配作个名胜与否简直没多大关系。因为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大难找了。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泉，池，河，湖，四者俱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设若我游湖时，只见沟而不见湖，请到高处去看看吧，比如在千佛山上往北眺望，则见城北灰绿的一片──大明湖;城外，华鹊二山夹着弯弯的一道灰亮光儿──黄河。这才明白了济南的不凡，不但有水，而且是这样多呀。

    ⑥况且，湖景若无可观，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懂得什么叫作美的人或者不如懂得什么好吃的人多吧，游过苏州的往往只记得此地的点心，逛过西湖的提起来便念叨那里龙井茶，藕粉与莼菜什么的，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一过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吧，这些东西既都是水产，多少总带者些南国风味;在夏天，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出卖，在北方大概只有济南能这么“阔气”。

    ⑦我写过一本小说──《大明湖》──在一二八与商务印书馆一同被火烧掉了。记得我描写过一段大明湖的秋景，词句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什么什么秋。桑子中先生给我画过一张油画，也画的是大明湖之秋，现在还在我的屋中挂着。我写的他画的，都是大明湖，而且都是大明湖之秋，这里大概有点意思。对了，只是在秋天，大明湖才有些美呀。济南的四季，唯有秋天最好，晴暖无风，处处明朗。这时候，请到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柳残荷，水平如镜;唯其是秋色，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正与一切景物配合：土坝上偶尔有一两截断藕，或一些黄叶的野蔓，配着三五枝芦花，确是有些画意。“庄稼”已都收了，湖显着大了许多，大了当然也就显着明。不仅是湖宽水净，显着明美，抬头向南看半黄的千佛山就在面前，开元寺那边的“橛子”──大概是塔个塔吧──静静的立在山头上。往北看，城外的河水很清菜畦中还生着短短的绿叶。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看吧，处处空阔明朗，有山有湖，有城有河，到这时候;我们真得到个“明”字了。桑先生那张画便是在北城墙上面的，湖边只有几株秋柳，湖中只有一只游艇，水作灰蓝色，柳叶儿半黄。湖外，他画上了千佛山;湖光山色，联成一幅秋图，明朗，素净，柳梢上似乎吹着点不大能觉出来的微风。

    ⑧对不起，题目是大明湖之春，我却说了大明湖之秋，可谁教亢德先生出错了题呢!

【注释】亢德先生：即陶亢德，老舍先生的好友，时任《宇宙风》杂志编辑。《大明湖之春》即是由他出题目向老舍先生约的稿。

    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变得新奇自由，而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由乡音、乡俗和家乡故事传说而编织起来的童年记忆，往往在人们心中孕育出“底色的乡愁”并镌刻在人的一生中。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反映着民族友好、；j土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有对孔子、屈原、诸葛亮等人物的思想品格认同，对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等故事类型用各自的方式接受并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群众，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如今，中国民间文学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被外来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长此以往，孩子们对中国民间文学逐渐陌生以致淡忘。

    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曰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要的是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比如，以中国民间文学资源为素材，开发原创游戏产品,让中国民间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化消费领.域。最近几年，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就是很好的尝试。通过对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等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让故事里的经典形象重新立起来，让传统民间故事得到保护和传承。

    传统民间文学的传承多是口口相传，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等吸纳了西方的神话资源，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在日本,《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也都取材于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作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观念都与现代社会有所脱节，有时即便用很精彩的方式讲述出来，现代人可能也不接受。对此，我们不必强求。最重要的不是记住那些故事，而是要将故事所承载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传承好、传播好。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