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

高军

    他抬头看看妻子身上的制服，那左领口处的徽章，就像一只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的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

    妻子身材苗条，穿制服显得温柔中不失威严，但她下班后着便装其实更漂亮。平时，妻子也是很喜欢下班后就换为便装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在家中一直穿着上班的服装。他心中生出一种别样的感觉。

    他知道，检察官主要是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案件的，妻子有时候也会在自己面前唠叨他的单位搞关口前移，查办、预防一起抓等创新工作，他听了也就听了，觉得都很正常。妻子有时也会笑他：“你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为了这个家咱可不能搞贪腐那一套啊。”他拍拍胸脯：“我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你放心就是了。”说实话，这些年他也希望自己再升一升，对一些诱惑也摇摆过。但想到妻子的话，他还是把握住了自己，一直平平安安过下来。

    他知道，妻子对他一直很放心。否则妻子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生活中，妻子真正在乎的事情，从来不直接说。妻子相信他能把握好，更主要的是知道不直接说更能给他留有尊严。

    妻子穿着制服不换，他劝她说这样太拘谨了，休闲一点的服装穿着会更舒服一些。妻子说：“不拘谨，不行那我摘掉徽章，不就和普通服装一样了？”说着，妻子真的摘掉徽章，用一块软布认真擦拭了一番，很随便的地放在电视机边一块小石头前，他看到斜靠在石头上的徽章仍然像眼睛一样直视着他。

    又是几天过去，妻子每天回来总是先从制服上拿下徽章，习惯性地放在这块石头前。当妻子多次重复这个动作后，他的心里再次咯噔了一下。

    这块石头是前几天他到本县一个矿山检查时，矿长送给他的。当时他很警惕，坚决不要。他想千万别是什么贵重物品啊，那样岂不是要毁掉自己的前程？矿长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如果是，哪里会随便放在这里，你看看这里面是含有豆粒大小的零星玉料，但不值得解剖加工，所以并不值钱。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几个玉石点的排列有点像北斗星的形状，没舍得扔就随意放在这里了。”他这才接过来，看了几眼，觉得是有点像北斗七星的形状。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夏天晚上会在小场院里一边乘凉一边听大人指点天上的星星，他记得当时大人说的名字叫勺星。回忆起少年时候的乡村生活，他感到对这块石头有了亲近感，于是矿长再次递给他时，就顺手拿回来随意放在了电视旁。

    第二天，他安排秘书去找玉石部门进行了认真鉴定，秘书回来告诉他结果的时候有些吞吞吐吐，他生气地问：“怎么啦？实话实说就是了嘛！”

    秘书告诉他，据鉴定，这块石头价值百万以上。他一下子呆住了，秘书告诉他，看着就是几个玉点，其实里面是很纯的一块好玉料，鉴定部门觉得这是特意加工而成的。

    他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小心地拿上这块石头，让秘书陪他来到矿长的办公室。矿长正巧在，热情相迎。他们坐下来，一边喝着茶水，一边随意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临走时他才拿出那块石头告诉矿长：“我越看越不像北斗星的形状了，放在家里还碍手碍脚的，所以还是把它还给你吧。”矿长一愣，无奈地笑笑，接过顺手放进了垃圾桶：“觉得不像你直接扔了不就是了，还值得拿回来让我再费事？”他笑笑说：“谁的东西谁处理不就对了嘛。”

    路上秘书不说话。他知道秘书心中存有疑惑，难道矿长真的会不知道这块石头的价值，随便当做一块普通石头扔掉了？

    回到家中，妻子正在厨房做饭，他看到妻子今天已经穿上了便装，电视机旁也没有了妻子制服上徽章。吃饭的时候，他对妻子说：“在家中，你愿意穿制服就穿吧，我觉得那样显得更精神，特别是上面佩戴着徽章，还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很好看的……”

（摘编自2016 年10 期《百花园》）

把灯光调亮

张抗抗

    “关店吧！”卢娜下定了决心。

    差不多从七八年前开始，书店的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像秋分以后的气温，一天天往下落。资金周转不灵，常常拆东墙补西墙，老公交到她手里的月工资，转眼让她垫付了员工的工资。如今已是严重亏损，真的山穷水尽了。

    她早早来到书店。她想让自己一个人静一静，仔细再仔细地盘点一番：店里现有的库存书、书柜书架沙发桌椅灯具电脑等所有的家当，总共能折算多少钱？……她必须速速把明光书店的“后事”料理完毕。

    她开锁进店，觉得光线有点暗，顺手开了灯，一时灯光亮得晃眼。她抬头，看见了天花板上前些天新换的灯泡，心里突然一阵刺痛：把灯光调亮？她气呼呼地顺手把灯关掉了，能省一点是一点。这家昏暗的书店里，只剩下她的心里，还有一朵小火苗，那么小，那么弱。而今，这朵风里雨里挣扎太久的小火苗，也终于快要熄灭了……不怪我不怪我，她对自己说，我实在是已经尽力了哦……

    手机铃声响起，她走到窗口去拿包取手机，顺手把窗帘刷地拉开了。

    顷刻间，书店里洒满了亮晃晃的阳光，一格格在书架上跳跃，把书店染得一片金黄。还是太阳好啊，她对自己说。把灯光调亮，就算再亮，也是夜里。她自嘲地笑了笑。

    手机里传来一个爽快的声音。电话是文化局的人打来的，就是上次让她填申请表的那个干部，让她赶紧到局里去一趟，要办手续——什么手续？就是省政府的那笔书店奖励基金，明光书店评上了！你变百万富翁了……

    卢娜站在窗口一动不动，然后肩膀轻轻地抖动起来，身子开始颤栗。她伸出双手捂住了脸，泪水透过指缝，从脸颊上哗哗淌下来。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往前挪移了一步。是的，她想躲开那堆书，怕自己的泪水把书弄湿了……

    一百万是多大的一笔钱啊？这么说，明光书店就要起死回生了？可以把这几年累计的债务亏空都补上了，早就想添置的新书柜，也有了着落。老公的工资不用再贴补书店了，积攒起来给儿子上大学交学费。退一万步说，假若书店继续赔钱，一年赔几万块，这笔补贴的钱，也够她再亏损十几年了……她一直想着能把隔壁那家闲置的小阳台买下来，和自家书店打通，在二楼的咖啡吧旁边，再扩建一个儿童书屋，孩子们放学了，尽管可以到这里来读书嬉戏做梦……

    卢娜从文化局回到店里，已近中午。她从街上的灯具店里，买了一盒40瓦的飞利浦灯泡——把灯光再调亮一点！她要让明光书店的老顾客们，老远就看到书店的灯光。如果她的资金宽裕，最好把书店临街的窗户也扩大一倍，等到夜幕降临，玻璃窗内的灯光雪亮雪亮，明光书店就像一座透明的水晶宫，所有的书都在闪闪发光……这么多年，书本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改变了我。我办了明光书店，我的书店给人送去知识，知识可以帮别人改变命运……

    这么一想，卢娜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不对！不是知识改变命运，是文化！不对，文化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我不再是那个高考落榜的自卑女孩，我活得对人有用，我充实、我知足……

    就在这天晚上，明亮的灯光下，出现了一个人影。卢娜眯起眼打量，忽然想起他就是几个月前那个买了二十多本书并建议她把书店灯光调亮一点的省城顾客。他快步朝她走过来，抬起头环顾天花板的灯池，笑容满面地说：嗬，灯光调过了？书店亮了许多哦！我老远就看见了。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卢娜的意料。这个人对卢娜说了很多话，她好像听见他说，县城新区的整体规划中，需要有一家中等规模的书店。他想到了明光书店，他推荐了明光书店，明光书店的信誉度和知名度，开在新区再恰当不过了。新区将为书店预留五百平方米门面房，作为公益书店，房租优惠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还提到了城市发展战略，提到了公民的文化权利，提到了热爱、尊重、介入什么的，卢娜下意识嗯嗯地点头，只觉得他的话音一声声落下，头顶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

    那天晚上，卢娜回到家，和老公一五一十地说了今天书店里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老公开口说：卢娜，我晓得你开书店十多年，没一天好日子过。但是，假如你从此不开书店，恐怕就活不成了。命总比钞票要紧，你年纪还轻呢，我要你活着！

    卢娜鼻子一酸，眼圈就红了。心里那朵奄奄一息的小火苗，呼地一下蹿上来，燃成了一蓬金红色的火焰。

    隔着一条街，隔着几道墙，卢娜看见“明光书店”四个字，在夜空里通体透亮。

（选自张抗抗《把灯光调亮》，有删节）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马上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身份显赫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和青海交界的一个小地方。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

    半年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

    可以想像我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妈说，那是李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大袋子的零食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那里全是土路，又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

    而就在我决定扔掉那个装果冻的袋子时，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得知我找李暖暖，他二话没说就把我连人带东西全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镇。很小很小的一个镇，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走到那条街的尽头，转个弯，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

    下课了，许多孩子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进一间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

    女孩穿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看清了女孩的面容。我心疼了。我的堂妹李暖暖，她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她一直最最喜欢的长头发。

    “李大强！”李暖暖在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一把就抱住了我。身边那些孩子不明所以然，在我们拥抱的时候，哄笑着围在了一起。等李暖暖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时，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了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上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我说再要两个菜，却被她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也不想让他们为此过早地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到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吧。”她摇头，很坚决地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她爸。结果，她就来了，但她来后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学校，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是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是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学校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等在那里，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孩子们英语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上课的第一天起，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说是她妈让拿的。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着拿鸡蛋给她。她以为鸡蛋都是大人让拿过来的，直到有一天，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第二次给她鸡蛋，而男孩的奶奶找到了学校告状，说孙子偷家里的鸡蛋。这时她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那个男孩叫路生，早早就没了父母，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那天，她抱着那个脏兮兮的男孩放声大哭。在牛奶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隐藏在心底23年的爱心，被34个鸡蛋瞬间唤醒了。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第二天，李暖暖把我送到车站。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说：“越多越好，没钱给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需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

    李暖暖，她认真了，她在认真地过着她现在的生活。

    我知道有一天，李暖暖会离开那里，回到她曾经生活的地方，可是回来的，已经不会再是曾经的李暖暖。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临走，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呵呵地笑，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一位作家

贾平凹

    东边的高楼是十三层，西边的高楼上也是十三层，南边是条死胡同，北边又是高楼，还是十三层。他家房在那里，前墙单薄，后墙单薄，方正得像从高楼抛下的一个纸盒，黝黑得又像是从地底冒出的一块仄石。他把楼不叫楼，叫山；三山相峙，巍巍峨峨，天晴之夜往上望去，可谓“山高月小”。

    房子方位不好，光线也不足。十一点零五分，太阳准时照来；三点二十四，太阳准时归去。他会充分利用这天光地热：花盆端出来、浴缸端出来，还有小孩的尿布，用竹竿高高地挑起，那些虽然不金贵，但在他眼里，却是幸福的旗子。

    他从来不奢华，口很粗，什么都能吃，只是嗜烟如命。烟吸多了，便喜食辣子，面条里要有，稀饭里也要有，当然面条最好，但愿年年月月如此。再就是爱看书，眼睛本来好好的，现在戴了眼镜，一圈一圈的，像个酒瓶底。于是，别人送他一副对联：“片片面，面片片，专吃面片；书本本，本本书，专啃书本。”他看了，也不恼，说是两句都用一个“专”字，不对仗，下联改成“尽”字为妙。

    什么都可满足，只是时间总觉不够。白日十二个小时，他要掰成几瓣：要给吃喝，要给儿子，要给工作，要给写作。早晨吃罢饭，妻子工厂远先走了，他洗锅涮碗，送儿子到幼儿园。儿子不肯去，横说竖劝，软硬兼施，末了还得打屁股，一路铃声不停，一路哭声不绝。晚上回来，车后捎了菜，饭他却是不做的，衣服他也是不洗的，进门就坐在桌前写。妻子接了儿子回来，大声不出，脚步轻移，洗衣做饭。他写好了，妻子让念念他的著作，他绘声绘色，念毕了，妻子说“不好”，他便沉默，若说“好”，他又满脸得意，说是知音，一家人闹在一块儿，一个快乐顿时分成了三个快乐。

    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妻子说：“你没后门吧？”他说：“这不同干别的事！”一脸清高。妻子再说：“人家都千儿八百有稿费。你连个铅字都印不出。”他倒动气了：“写作是为了钱？”

    他眼泡常常是红肿的，那是熬夜熬的。衣虽然肮脏，但稿件上却不允许有半个黑墨疙瘩，脸虽然枯瘦，但文中人物却都极尽俊美。他羡慕别人发表了作品，更眼红别人作品得奖。他有时很伤感，偷偷抹了泪。但他又相信自己，因为风声、雨声、国事、家事，他装了一肚子故事。他要用笔写出来给自己看，给世人看。世人都盼星期天，他也盼星期天。世人星期天上大街，他星期天关门就写作。写得累了，看看“山上”。“山上”层层有凉台，台台种花草，养鱼鸟；有的洗了被单挂着，他想象那是白云；有的办家庭舞会，他醉心是仙乐从天而降；当层层凉台都坐了人，他就乐得嗤嗤笑，说像是麦积山的佛龛。走出门去，碰到认识的，寒暄几句，有的问：“还在写吗？”答：“还在写。”有人劝他别受苦，他哼一声，进屋把门关了。

    他最大的乐趣是把稿件往外投，信封严严实实地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夫妻到邮局去，让儿子拿着往邮筒里塞。儿子问：爸爸挣钱了吗？做娘的说：爸爸是生活上的小人，道德上的伟人，经济上的穷光蛋，精神上的大富翁。儿子听不懂，问爸爸是干什么工作？回答是“作家”。“作家！作家！”外边人都知道了，都传说这里有一个下班回来“坐家”的人。有懂行的，说此人不可小瞧，说不定将来要去作协工作呢。楼上几个老太太便如梦初醒，但却瘪了嘴：原来是个“做鞋”的？（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