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

新梅花岭记

鲍昌

    “骑鹤下扬州”的梦终于实现了。友人相伴，游了纤秀的瘦西湖，登了开敞的平山堂，闻了个园的桂香，掬了何园的池水；傻里傻气的，我还要寻觅当年的二十四桥以及杜牧才子咏唱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幻想有多少娉娉袅袅的女儿卷起珠帘呢！却归于子虚。再加之停留的时日太短，真令人有王渔洋“衣香人影太匆匆”之感，憾哉！

    游踪所及，发现现实的扬州与我想象的有差距。原来我的脑子里盛满了绿杨明月，玉树琼花；隋炀帝的楼船箫鼓，仿佛还隐约地在耳边回响。谁知现在拓宽了几条马路，修建起若干洋楼，有的中不中，西不西，恰似女儿家衣霓裳而裤牛仔，令人大无可奈何也。最有趣者，刚听了段评书，立即被高分贝的迪斯科音乐震得差点休克；刚在中午品尝了鲥鱼，又在晚间大啖西点。于是我不再去想扬雄的《扬州箴》，也不再去想姜夔的《扬州慢》。我觉得，扬州变了，变得难以识认。它的古都风韵，一如真正的《广陵散》琴曲，似乎永远失传了。

    扬州给我以深刻印象者，惟史可法祠墓乎。史可法为明末抗清英雄，原为南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故又称史阁部。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史可法自请督师，死守扬州。城破被执，大骂多铎而英勇就义。尸骸不可得，其义子葬其衣冠于广储门外梅花岭上。而清兵遂大肆屠杀十天，是为“扬州十日”。首恶者，即豫亲王多铎也。我奇怪近日来播映的电视剧《荒唐王爷》，精心美化了多铎这一血污满身的刽子手，其事要比“荒唐王爷”还要荒唐了。

    我自信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深知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各民族间的历史纷争，大都可以不再计较。但是，征伐守卫之间，总还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若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征伐者杀得血流飘杵，无辜者，靡有孑遗，善恶在其中是分明的。固然，史可法并非完人，多铎亦未全泯人性，只是扬州之役，一为英雄，一为屠夫，则是不容争辩的。

    今史可法祠墓在扬州博物馆内，祠墓相连，均南向。墓门内为飨堂，堂前有银杏二，绿影拂墙，极是幽静。坟之四周杂植松柏，院墙外即梅花岭土阜。岭后有遗墨厅，厅内壁上嵌有史公遗书石刻。祠墓东南，尚有桂花厅、牡丹阁、芍药亭等，这岂是后人以国色天香，恒为史公馨祝耶？

    祠墓内楹联甚夥，多名作。如严保庸联：“生自有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吴大激联：“何处吊公魂？看十里平山，空余蔓草；到来怜我晚，只二分明月，曾照梅花。”朱武章联：“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一坏土，梅花冷艳伴孤忠。”均有血有泪，凄恻感人。

    史可法殉国百年后，清初学者全祖望有《梅花岭记》之作，备言史可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我为之感，为之动，亦苦吟良久，成一联以献史公，并草此《新梅花岭记》。其联语云：

    无力挽狂澜，忠魂一逝，泪遮去二分明月；有情萦土阜，雄魄长存，血溅开万树梅花。

（选自《鲍昌散文》，有删改）

【注】《梅花岭记》是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所写的一篇散文。文章追叙史可法在扬州抗清牺牲的经过以及他的牺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热烈地歌颂了史可法慷慨死难的精神。

柳青的遗产

路遥

    ①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②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

    ③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④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⑤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⑥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夜哭

吴佳俊

    我在夏夜里听到过各样的哭声。

    那哭声，有时大，有时小；有时缠绵，有时悱恻；有时孤绝，有时冷寂；有时如流星划过天幕，有时如蚊虫嗡鸣耳畔；有时似夜风摇撼大树，有时似月光照临池面；有时像乡村基督徒唱诵的赞美诗，有时像吃斋信佛者念诵的经文……

    这些哭声，曾让我彻夜难眠。我躺在床上，被各种哭声深深地包裹着，酷似黑夜包裹着村子。苦痛和忧伤如同明灭闪烁的繁星，布满了我大脑的天空。我睁开眼，望着漆黑的屋瓦，耳边不自然地响起艾青在他的《诗人论》里发出的诘问：“如果你听见深夜里还有哭声……你的嘴还能缄默吗？”然而，我的确只能缄默，在这个沉闷的夏季的夜晚。我不缄默，又能如何呢？

    在回乡居住的这些日子里，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被众多的密集的哭声所恼过，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不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是一个有着哭声的惶然的“子夜”。我一定要出那些哭声的来处，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深夜里哭泣，以便使我的内心获得安妥和宁静。我的锐敏的听觉的雷达，顺着那声音的频率，在黑夜里四处探查，像一束微弱而幽冷的光，穿梭于夜的深渊里。遗憾的是，我探查了整整一个夏季，还是未能彻底搞清楚那些哭声的来源。只有极少数的几种哭声，我是确凿地知道它们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为此，我愿意将它们简略记述在这里。我希望我的文字不再缄默，尤其在听见深夜里的哭声的时候。

    树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树的叶片都是纷乱的，有的甚至变得焦黄。我居住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树——有感情的树，会欢笑也会流泪的树。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看到过它们那或悲伤或祥和的样子。印象最深的，是我家菜园旁土坎上的那棵洋槐树。每年春天，帮上都会缀满繁密的白花。那是蜜蜂最欢欣的季节，却是洋槐树最忧愁的季节，现在，洋槐树早已枯萎了，再也开不出洁白的花朵，然而蜜蜂仍会年年飞来围着枯树转，有时，蜜蜂还会带来鸟雀、蝴蝶、蜻蜓随着它们一起转。转着转着，蜜蜂就开始哭了。蜜蜂一哭，鸟雀也哭，蝴蝶也哭，蜻蜓也哭。最后，枯死的洋槐树也哭了。我至今不明白，既然树都死去了，那它又怎么还会哭泣呢？而且哭声还那么响亮，那么具有穿透力。难道是洋槐树死了，只剩下它的哭声还活着么？

    土地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土地只长荒草不长庄稼。我的村庄周遭全是这类长满了荒草的土地，我每天从原先的土坎走过，荒草都会抓我的膝盖，它们试图覆盖我，我挣扎着，抵抗着，为土地，也为我自己。或许是土地可怜我，才在我脚底下要要地哭。我熟悉它们的哭声，它们的哭声里包裹着太多的盐和太多的碱。

    夏天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夏天总是海热、干燥的，它们会把嗓子哭得沙哑，把喉咙哭得冒烟把田地哭得拆裂，把虫子哭得自杀；它们还会把凉风哭成汗液，把山路哭成血管，把粮食哭成饥饿……我不知道其他的季节是否也会哭，比如春天会哭吗？冬天会哭吗？秋天会哭吗？反正夏天是会哭的，难怪我会在夏季里听到那么多的哭声呢。也许，夏天是在代替秋天哭、冬天哭和春天哭吧。特夏天把眼泪都流尽了，也就不会再有哭声了，那该是多么爽朗而宁谧的季节哟。

    我肯定也哭过。不然我绝不会听到这些夜里的哭声的。只有哭过的人，才会对各样的哭声那般敏感。那么，我又是为何而哭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泪水从没有告诉过我，它也从来不受我的控制。每次都是这样，只要我的双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然后，刮过故乡的野风就会将我的哭声带走，带出我的视线和意识，眷念和哀愁。如今，在这个充斥各样哭声的夏夜，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哭泣的缘由——我哭我的树和土地，也哭我的夏天，更哭艾青那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

（摘自《流火或寒冰》，《2018中国最佳散文》）

窗前的树

张抗抗

①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

    ②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

    ③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树浓阴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夜，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

    ④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就因着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

    ⑤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决不喧哗。又过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震，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树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

    ⑥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

    ⑦洋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

    ⑧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

    ⑨夏的洋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它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战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却窥见它的树干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⑩那个时刻我便为它幽幽地滋生出一种感动，自己的心似乎也变得干净而澄明。雨后清新的湿气萦绕书桌徘徊不去，我想这书桌会不会是用洋槐树木做成的呢？否则为何它负载着沉重的思维却依然结实有力。

    ⑪洋槐伴我一春一夏的绿色，到秋天，艳阳在树顶涂出一抹金黄，不几日，窗前已被装点得金碧辉煌。秋风乍起，金色的槐树叶如雨纷纷飘落，我的思路便常常被树叶的沙沙声打断。我明白那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它们从不缠缠绵绵凄凄切切，它们只是痛痛快快利利索索地向我挥挥手连头也不回。它们离开了槐树就好比清除了衰老抛去了陈旧，是一个必然，一种整合，一次更新。它们一日日稀疏凋零，安然地沉入泥土，把自己还原给自己。它们需要休养生息，一如我需要忘却所有的陈词滥调而寻找新的开始。所以凝望这棵斑驳而残缺的树，我并不怎样觉得感伤和悲凉--我知道它们明年还会再回来。

    ⑫冬天的洋槐便静静地沉默。它赤裸着全身一无遮挡，向我展示它的挺拔与骄傲。或许没人理会过它的存在，它活得孤独，却也活得自信，活得潇洒。寒流摇撼它时，它黑色的枝条俨然如乐队指挥庄严的手臂，指挥着风的合奏。树叶落尽以后，树杈间露出一只褐色的鸟窝，肥硕的喜鹊啄着树枝喳喳欢叫，几只麻雀飞来飞去到我的阳台上寻食，偶尔还有乌鸦的黑影匆匆掠过，时喜时悲地营造出一派生命的气氛，使我常常猜测着鸟们的语言，也许是在提醒着我什么。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⑬四季的洋槐树便如一幅幅不倦变幻的图画，镶入我窗口这巨大的画框。冬去春来，老槐衰而复荣、败而复兴，重新回来的是原来那棵老槐；可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棵槐树了——它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滴浆汁，都由新的细胞、新的物质构成。它是一棵新的老树。

    ⑭年复一年，我已同我的洋槐度过了六个春秋。在我的一生中，我与槐树无言相对的时间将超过所有的人。这段漫长又真实的日子，槐树与我无声的对话，便构成一种神秘的默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七载云烟(节选)

汪曾祺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木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到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长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焖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肉末，音窜，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沙子、木屑、老鼠屎。菜，常备的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上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 ， 黑色 ， 形状略似金龟子 ， 老鲁说这叫豆壳虫 ， 是可以吃的 ， 好吃！他捉了一些 ， 撕去硬翅 ， 在锅里干爆了 ， 撒了一点花椒盐 ， 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 ， 我们也爆了一盘 ， 闭着眼睛尝了尝 ， 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 ， 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 ， 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 ， 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