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礼物

（美）马林·汤普森

    我18岁的时候，离开了在美国的家，到英国的利兹大学读书。在这里，我生命中有一段既激动又痛苦的经历。说激动，是因为进利兹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就在我入校不久，我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英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还没有适应周围的的一切，就要独自一人默默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时，发现一位老者一手拎着一袋苹果，一手拄着一根拐杖，步履蹒跚。我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并替他拎着苹果。

    “谢谢你，姑娘。”他说，“不要替我担心，不碍事。”他对我笑，让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不只是用嘴在笑，而且明亮的蓝眼睛里也漾着笑。

    “我能陪您走一段吗？”我问，“免得这些苹果过早地变成苹果酱。”

    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这可就要让你费事了。”

    他告诉我他叫伯恩斯，路上，伯恩斯先生的身子几乎全部要靠那根拐杖支撑。到了他的家，我帮他放好东西，并帮他准备了英国特有的下午茶。他没有强烈地拒绝我，我把这看作是对我帮助他的答谢。

    我问他以后是否还能再来看望他。他笑着说:“我从来不拒绝好心姑娘的帮助。”

    第二天，我还是在那个时间来到他家，帮他做了一些家务，虽然他没有请求我照顾他，但他也没有拒绝我的帮助，他那根拐杖足以说明他的确需要帮助。他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刚刚去世，但我没有说更多的事情。他让我看了桌上的两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这是两个女人，一个显然比另一个年长，却长得非常像。

    “这是玛丽”，他指着照片说，“我的老伴，已经去世6年了。那是艾丽丝，我们的女儿，是一名护士。她比她母亲去世得还早，对玛丽打击真大啊!”

    我流下了眼泪。我为玛丽流泪，为艾丽丝流泪，为老而无助的伯恩斯先生流泪，也为我的父亲流泪，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竟未能亲口与他道别。

    我一周看望伯恩斯先生两次，时间是固定的。我每次来，他都坐在椅子上，一旁的墙上靠着他的拐杖。他对我的到来似乎总是非常兴奋，尽管我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照顾这个老人，但我还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听我倾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感到高兴。

    我给他准备了下午茶，我们的交谈就开始了。我告诉他，在我父亲去世前两周，我曾因一件小事与父亲发生了争吵，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道歉了。

    虽然伯恩斯先生也不时插上几句话，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听我说话。他不只是在听我说话，更是像海绵一样吸进我诉说的每一点内容，并用他的经历及时佐证我的话。

    大约一个月后，在一个“非看望日”，我打算去伯恩斯先生家。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因为我认为我们似乎不需要那样的礼节。进了他的家，我发现他在花园里干着活儿，手脚麻利，动作轻快。我惊讶万分，这么利索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用拐杖？

    “哦，姑娘，你来了。这次让我给你沏一杯茶，你看起来累了。”他说。

    “可是，”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姑娘。你第一次在超市看到我那天，我扭伤了脚踝。”

    “可是，您是什么时候康复的？”

    他的眼睛眨眨，看上去既快活又怀着歉意，“我想，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的脚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呢？”我纳闷地问。他显然不会为了骗我为他做下午茶而故意装出无助的样子。

    “第二天，你又到了我家，从你的话中，我知道了你的苦闷。对你父亲的死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你感到孤独和沮丧。我想，这个小姑娘需要一个老东西的肩膀依靠一下。但是我发现，你在告诉自己，你来看望我是为了照顾我，而不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知道我其实非常健康，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想，你需要对人诉说，对一个年长的甚至比你父亲还年长的人诉说。”

    “那这根拐杖呢？”

    “哦，这的确是一根好拐杖，一般情况下，我用它郊游和爬山。也许什么时候你愿意与我一起去。”

    不久，我们一起去爬了山。伯恩斯先生，一个我打算去帮助的人，帮助了我，送给了我一份用时间精心包装好的礼物。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有着显赫身份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省和青海省的交界。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终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可以想象我带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说：“这是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个大袋子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是土路，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

    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听到我找李暖暖，二话没说就把我的人和袋子全都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小镇子。很小很小的镇子，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

    下课了，孩子们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向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女孩穿着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心疼了。我不到23岁的妹妹李暖暖，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一头自己最喜欢的长头发。以前的李暖暖，天天穿得怪异而艳丽，喜欢那些小首饰，曾经在一只耳朵上戴过四个耳饰，为此差点儿被她爸赶出家门……而现在的她，素面朝天，极其简约。李暖暖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一把抱住了我。等她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子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里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我说再要两个菜，被李暖暖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不想让他们早早地为此而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她摇头，很坚决地摇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他。结果她就来了，但她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教室，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那么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那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他们孩子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走不动了，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给她拿鸡蛋。直到有一天，在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的奶奶找到学校告状，说孙子偷拿家里的鸡蛋，李暖暖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

    那天，在牛奶和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抱着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放声大哭……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是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没钱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她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笑呵呵地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有删改)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五九^①

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①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以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我的“自白书”

    快夜里十点钟了。终于印完了最后一页。这期《挺进报》，消息很重要，收复延安的战报，有五页，一共是两千五百份，他还得赶快工作，才清理得完。他相信，收复延安的胜利，一定会给群众带来最大的鼓舞，给还在妄想扩大军火生产的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

    隔壁，从寝室里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成岗不在家，钥匙他带走了！”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话。大概是希望让儿子听到。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印刷机关和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不想这样。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受到任何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

    挂好扫帚以后，他放心了一些，危险再不能威胁党和同志们了。他回头看看，决定在敌人破门以前离开。可是，不能把党的文件留给敌人，他转回身来，又把《挺进报》全部捆成一捆，挟着报纸，纵身跳上窗台，想从楼口跳下去。只要跳下去了，两分钟以后，就可以躲进工人宿舍，敌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站住！”“不许动！”喝叫声从四面传来。晚了。工厂已经被包围，楼底下布满了特务。成岗只好退下窗台。这时，小门已被猛力击破。成岗转过身来，几支手枪对准他的胸膛。

    “哈哈，你是成岗，许云峰的交通员‘同志’？”成岗咬着牙，没有讲话。一个特务冲过来，死力夺下成岗挟着的《挺进报》。“这是什么？啊，《挺进报》！”特务根据叛徒甫志高讲的材料，只知道成岗是许云峰过去的交通员，却没有想到，在这里竟侥幸地找到了《挺进报》。“啊，《挺进报》找到了！”几个疯狂的匪徒，不约而同地叫嚣起来。

    “许云峰，成岗，只要有一个开口就好。”徐鹏飞暗自说着。审讯就要开始，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立刻要见面，他希望侥幸，却又感到怯惧，怀着可恼的担心。徐鹏飞斜靠着转椅，侧对审讯台，沉默着，一言不发。他复制着脑海里翻腾着的成功与失败、兴奋与绝望的种种幻觉，尽力集中思路，准备应付即将出现的决战。

    一个步履从容的人，出现在侦讯室里，正直的目光，沉毅地扫过全室。

徐鹏飞侧坐在转椅上，一动也不动，只斜眼望了望来人的镇定神情：高高的前额上，深刻着几道皱纹，象征着性格的顽强。清癯的脸膛上，除了一副旁若无人的，钢铁似的眼神之外，看不出丝毫动静。厚厚的嘴唇微闭着，大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冷淡的嘲笑。

     “我们知道你的一切!”徐鹏飞猛然旋动转椅，挺直身体正对着对方。“你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许云峰。”

    许云峰知道，面对着的就是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从他那貌似骄横却又目光不定的神情里，从他面似从容却又紧握两拳的动作里，许云峰看出对方内心的空虚和渺茫。

    徐鹏飞霍然站起，在强光中走向前去。对面墙壁上一道沉重的铁门，吱吱地向两边敞开，更强烈的灯光，从铁门外面的刑讯室猛射出来。浓烈的血腥味，一阵阵弥漫过来，扑进许云峰的鼻孔。

    敞开的刑讯室里寂静无声，寒光四射，冷气袭人。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茄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

惨白的灯光下，徐鹏飞用烟头指了指地上的肉体：“这个人，你也许认识?看吧!你过去的交通员，厂长成岗!”

    啊，成岗?成岗被捕了?这么说，卑劣的叛徒竟抢在前面了!

    许云峰扑上前去，从血泊中，把血肉模糊的成岗，紧紧抱在怀里。他轻轻扶起成岗低垂的头，凝视着那失去知觉的面孔，拨开那绺盖住眼睛的头发，擦掉苍白面颊上的鲜血。一阵心如刀割的绞痛，顿时使许云热泪盈眶……

    ……

徐鹏飞声调一变，厉声说道：“你们应该明白，现在能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不是你们，而是我!为了自己，你们应当想想……我不需要你们履行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代价，只要一纸自白书，就可以立即改变你们的处境!

成岗忘却了周身的创痛，滴着鲜血，拖着脚上的铁，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通视，走向准备好纸笔的桌前。他的目光象利剑一样扫过全室，缓缓伸出流血的手，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个大字：我的自白书。他沉思了一下，很不喜欢“自白书”这样的字，立刻蘸饱了墨，把笔一挥，在已经写下的几个字的前后，添上引号，变成：我的“自白书”。

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布满了一整张纸。成岗的胸脯起伏着，再也无法抑制那烈火一样的感情，他率性扔开了笔，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节选自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七、八、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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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岗人物原型陈然。陈然烈士1923年12月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参加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编样、印刷和发行工作。1948年4月在工作间被捕，先后关押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9年12月28日在重庆大刑场被公开枪杀，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6岁。

②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和统战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狱中坚持斗争，拒绝其兄罗广文(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保释，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

③杨益言(1925-2017)，四川武胜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