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文，回答问题天堂有没有书店
恩师李大士，并不在我就读的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任课。直到1965年夏，我们受命到江苏扬州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和艺术实践”活动，我才结识了他。
李老师，山东青岛汉子，瘦高，肤黑，平头上竖着一片花白，一笑，眼睛就没了。不论冬夏，恩师日复一日地穿着旧蓝布中式对襟褂子，衣服前脸儿缝两个大32开布袋，里边也缝两个，大32开，能随身装四本书。这种“时装”，纯属私人定制，硬邦邦的很像铠甲，其实是行走的“小图书馆”，得空儿便可读书。大士是民族资本家的女婿，随身带四本书不算奢侈。据说，“文革”初始，他把家里的钱敛了一柳条箱子，提了去，上交党组织。不料，柳条箱子担不起“真金白银”的沉重，哗然落地解散，人民币随风乱走，跑了一地，人说是26万126万哪，那年头足可买半条街。大士老师面无表情地“噗噜噗噜”钱款，收好，提了，去上交，没事人儿一样。他并不在意，他只在意他的书，每本书都用厚牛皮纸包得见棱见角，绝无折损。因为他家底殷实，遇到特别好的书，他总要买三本，一本自读，一本赠人，一本珍藏，哪一本书拿出来都新崭崭的，一尘不染。如此说来，他的衣服前襟儿弄四个口袋就不算多了。后来，他家虽然被抄了，可“缝”着口袋的衣装没变，总是偷着装几本不知怎么藏腋下的好书。
我有幸和恩师大士在一个文化工作队，一是工作队需要即时创作演出，我在学校就得陇望蜀，心有旁骛，一个学二胡的，爱听作曲系的课，也写点什么；二是本人生性桀骜，举止反常，是系里为数极少的非共青团员，需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不安定分子。因为这些历史的机遇，大士老师和我摞在一块儿，住进了瓜洲古渡老乡的家，体验生活。
那老乡是等待审查的大队会计，心存芥蒂，把我们放进装粮食的库房住宿。夜里，常常是月透墙隙，雨漏草棚，风声鹤唳，十面埋伏。一日，忽然静下来，借着油灯，我竟然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东张西望一阵，肆无忌惮地从大士恩师的脸上爬了过去！我惊得叫起来，老师却道“没事儿”，说哪里有大老鼠见了人还不逃窜，之后，他每晚都要细致地给我掖好蚊帐的边角才去睡，口里念叨“没事儿”，手在微微抖动。等到白天开饭的时候，大士总是用身体挡住我，不让抢饭，只能等“会计们”盛完了饭，才去探路。他的小眼睛看见锅里只剩零星米粒和几片青菜，便扯扯我的袖子，拉我离开。
我正年轻，21岁，肚子里没食儿，饿得像“狼”，出门就想和老师“理论”。他却无声地笑笑，到街角买了两块烤红薯，一人一块。那块热腾腾的烤红薯，外焦里嫩，形神兼备，香气弥漫，炙手可热，我两手倒腾着，牙就上去了。大士老师嗔怒地“嗯”了声，严肃教导我吃红薯的三要义：一是在没人的时候上嘴；二是食不露牙，别嚼出声；三是吃一口便迅速将红薯遁到袖子里。总之，在人来人往的街上，吃了和没吃一样，若无其事。那些天，瓜洲古渡，我们一高一矮，一老一少，一师一生，相跟着“变魔术”，手中的红薯神出鬼没。有时候，大士老师不吃，笑着看我吃，像大人看个孩子。起先看得我发毛，后来看得我感动，觉得头发花白的大士恩师，真像久别的老父亲。
瓜洲古渡的日子里，我几乎成了大士恩师的贴身“研究生”。他是教艺术理论的，博览群书，有数不尽的精神大餐供我咀嚼。在古渡，在瓜洲，在傍晚，我们常常沿着长江散步，落日滑人江尾，一钩新月斜出江头，几叶小船自顾自地扯起帆篷，咿咿呀呀在江上走。我听着大士老师娓娓而读，心里总会萌动一种诗情，那种感觉永远难忘。
“文革”猝不及防地来了，老师们纷纷被打倒了，“恭王府”门口的石头狮子也被推翻了。
也许是老天刻意安排，七十年代初，大士老师在天津小站劳改的水田中晕厥，没了劳力，送医北京；我在河北宣化部队农场做苦力待分配，溜回首都。劫后幸存，我俩相逢无言，苦笑了好一阵子。大士老师见我穷得买不起书，用白纸订了一些本子，自抄《唐诗》《宋词》《元曲》，唏嘘了一阵，说：“明儿带个空书包到家里来吃饭吧。吃饭还带书包，”“打包”也不必如此夸张，我高兴了好一阵。
等到次日，我和爱人作勤早早地去“赴宴”。师母陈锡箴决心款待我们芹菜馅饺子，主动请缨去采购的我和大士老师跑到菜场，精选一番，抱了一大捆香菜回来，真个是“满眼翠色难分开，直呼香菜是芹菜”我们尴尬地指着香菜说是创意，师母没说什么，将香菜切了、包了、煮了，我们吃了个不亦乐乎。饭后，大士老师命我拿来空书包，打开了抄家后剩下的旧书，对我平淡地说：“拿吧，喜欢什么拿什么。”
我惊呆了。
碗柜大小的书橱，无声地立着。如今这可是恩师家里唯一的长物，最后的遗存！柜里约有一百来册书，都是当时批判的经典“封资修”。在红卫兵抄家的急风暴雨中，老师连偷带抢，又藏又掖，留下的每一本书，都有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现在，站在书橱里的那些有生命的精灵啊，知道就要和亲密主人生离死别，知道就要跟我走吗？我，迟疑着，不敢动手。“还磨蹭什么？”恩师的手在书脊上轻轻地滑过，好像摸了摸每一本书的脸，做最后的道别。
终于，我开始掠人之美。
每把一本或一套书收入囊中，都偷看恩师一眼。大士恩师扭了头，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毫不夸张地说，恩师把书橱打开的刹那，好像有一束阳光直扑胸口，我一下子有些晕眩，又觉得无比侥幸和意外。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如此珍贵和沉重的礼物，也许只有父亲才可能有如此馈赠！
我狠下心，下手了，残忍地将书橱差不多掏空了，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大士恩师还穿着中式对襟“图书馆”上衣，可那四个口袋都是空空的四个口袋，四个大32开，那么刺眼，像多余的补丁！
岁月弄人，恩师晚年病得十分孤苦：师母匆匆地走了，唯一的养女远嫁日本。家徒四壁啊，缝着四个大32开口袋的衣服也无影无踪了，连那个空空的书橱也绝情地离开了。我和爱人接长不短地去看看恩师，送些米面油盐和水果，或是在他枕边掖点钱。他呢，把我送他的国画《曹雪芹》，用图钉钉在墙上，说“有曹先生为伴儿，不闷”，还说“那天我倒在旧书店，心可是明白的。你胡乱掐的什么‘人中’，不是地方啊”说着，笑着，大汗淋漓，喘成一团恩师大士走了。就这么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了。这就是恩师的“人间喜剧”吗？
我和爱人，还有几位旧邻居，给恩师大士办了后事。
直到今天，我还追悔莫及着一件事：如果天堂也有书店，无论如何要给恩师定制一件有着四个口袋的中式对襟褂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