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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名著导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江苏省南通市2020届高三语文最后一套原创卷试卷

简答题
(1)、《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中,探春道:“可知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它道出了抄检大观园是贾府内人与人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那时的贾府有哪些矛盾?
(2)、《边城》中老船夫“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请分析母女二人爱情命运的异同点。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他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啮。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里的开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偷父

刘心武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电灯,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地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东西掏出来!”他把两手伸进裤兜,麻利地将兜翻掏出来,又把手摊开说:“啥也没拿啊!”

    但他那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着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我来到门厅里,开始讯问。

    “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会是怎么个处境呢?”他叹了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装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流浪。现在就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吗?”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回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我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拿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的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碴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他说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一溜烟儿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火车上的女郎

(印度)拉斯金·邦德

    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罗哈站才上来一个女郎。前来送行的那对夫妇大概是她的双亲,他们好像对姑娘的这次旅行很不放心。那位太太耐心地告诉女郎该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不可把头探出窗外,如何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无法形容出那女郎的容貌,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哒啪哒”的声响,我知道她穿的是拖鞋。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

    火车驶出站台后,我问她:“您是到德赫拉顿去吗?”

    可能因为我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所以我的说话声吓了她一跳。她不禁惊叫一声说:“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起初我也没有看见您,”我说,“不过我听见您进来了。”我想,只要我坐在原处不动,她就不一定发现我是一个瞎子。

    “我到沙哈兰坡下车,”女郎说,“我的姑妈到车站接我。您到哪儿去?”

    “我到德赫拉顿,然后去木苏里。”我答道。

    “啊,你真运气!我也去木苏里。我喜欢那里的山峦,尤其是在十月份。”

    “是啊,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的脑海浮现出我眼睛没有失明时所见到的景象:漫山遍野的太阳花,在明媚的阳光下竞相开放。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大多数游客都已离去,万籁俱寂,仿佛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不语,是不是我的话打动了她? 还是她把我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白痴?随后我错问了一句话:“外面天气怎么样?”

    她对我的问话似乎不以为意,难道她已发觉我是个瞎子了? 不过,她的一句话立刻解除了我的疑虑。“您自己往外看看不就知道了嘛。”语气十分自然。

    我沿着铺位轻轻地挪到车窗边。我在想象中能看到电线杆飞快地从眼前掠过。“你注意到没有,”我试探着说,“树好像是在动,而我们好像是静止的。”

    “总是这样。”她说。

    我朝她转过脸去,有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您有一张挺有趣的脸。”我变得越发大胆了,我知道她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女孩子很少有不喜欢奉承的。

    她愉快地笑了,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您这样说,我倒挺高兴。”她说,“人们一张嘴就说我长得漂亮,我都听腻了。”这么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了。于是我大声地说:“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呀!”

    “你真会说话。”她说。

    “你马上就要到站了。”我唐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天谢地,路途还不算远,要是在火车上坐二三个小时,可真叫人难熬。”

    然而,只要能听见她说话,我坐多久都没关系。她说话的声音,有如高山流水,清脆动听,我想只要一下火车,她就会忘记这次短暂的邂逅。然而对我来说,我会一直想到下车,甚至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女郎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梳着披肩发?也许剪着短发。

    列车缓缓驶进站台,车外,脚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这时,门口传来一位女人的尖脆的说话声,我想一定是她姑妈来接她了。

    “再见!”女郎说。

    车门口一阵骚乱,一个男人结结巴巴地道着歉走进车厢,接着门“砰”地一声被关上,把我和外间世界又隔开了。

    列车徐徐开动了。

    “对不起,我可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那样有魅力。”男人搭讪着说。

    “那位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有注意,”他好像有点迷惑不解地说,“不过她的眼睛我倒留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但对她却毫无用处了——她是个瞎子,你没注意吗?”

(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

    ①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②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3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百米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10公里。

    ③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6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就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④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12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⑤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⑥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性格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囡仔,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是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⑦我15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⑧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⑨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3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⑩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5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⑪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⑫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文章选自林清玄散文《在梦的远方》有刪减)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朗读者

杨军民

    买完车票,时间尚早,她找了一处座位坐下来。一抹阳光从敞亮的车站候车室窗户射进来,亮丽而温暖。她再一次掏出手机确认一下时间,习惯地将手机装入夹克衫左下侧的口袋。从放在座位右侧的旅行袋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专注地读起来。很久没有读过带入感这么强的小说了。她立即被作者细腻的笔触带入了十八世纪苏格兰高原一个伯爵府邸的傍晚,高高的府邸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在作者情景交融的笔触下,那座府邸像一幅精美的油画,恬淡静美朦胧。没有任何预兆的,少年被碎石路上轻微的声响惊扰,悚然回首,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身影向他逼近,包裹了他,让他惊恐晕眩继而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留恋之中……小说如静静的山涧涌出一股溪流,清澈却水花四溅,宁静却暗流奔涌,细腻的心理描写,悬疑的构思,唯美的景色描写,像面对一桌丰盛的美味大餐,够香够味够爽……

    这时候,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少年坐在了她的身边。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她却已经被小说的情节感染得无力自拔。少年坐在她的身旁玩手机,游戏的音量开得很大,像一个小型音箱里在发生着一场激战。少年看似盯着手机,眼睛的余光却机警地观察着周围。候车室的人不少,也不多,焦急奔走的,引颈张望的,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匆忙的节奏里透露着井然。少年眼睛更贴近了屏幕,右手脱离了手机,那是一双女人般纤细瘦长的手,比之于妇女丰腴饱满的手指,他的手略显骨感,灵活而有力量。少年似乎更专注于手机的游戏。那只手却忽然如离弦之箭,只觉白光一闪,她装在口袋里的手机已经被他灵巧地掠过来,落入了他的口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会觉得那双手不是他的,他对手机的专注度始终未有丝毫懈怠,那只手却在执行着与他的神情丝毫无关的事情,像极了孙悟空的分身术。当他心神归一的时候,他又用眼睛的余光看一下四周。发生了什么吗?似乎没有。少年好像已经很深地沉溺了,眼睛依然盯着手机,缓缓起身,准备离开。

    “对于这些留守的孩子,对他们,我们有什么可以责怪呢?他们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却在异乡打工,他们的心灵得不到爱抚,他们像案板上的鱼,干涸而挣扎。柔弱一些的孩子因此沉默消沉,刚强一些的孩子会把渴望变成叛逆,甚至会徘徊在犯罪的边缘,他们只是以这些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无所谓,掩饰心中对爱的渴望。他们带刺,但刺里包裹着一颗温热坚强的心哪!当然,我们也不能怨责那些父母,他们抛下心疼的孩子,带着一腔怀念奔走在流水线上,他们想奠定一些经济基础,他们眼睛里是产品,心里却只有他们的孩子。孩子是他们的信念,每日把疲惫的身体搁在床板上的时候,在疲惫留给他们的哪怕最短暂的间隙里,一定,一定,是他们的孩子在眼前晃动。这是一种牺牲,一种无畏呀!我们无力改变,就让我们拿起电话,哪怕只能说一句话。那么,父母说孩子,爸妈想你了!那么,孩子说爸妈,我想你们了!世界或许会因为这一句话而充满阳光……”

    她忽然念出声来,声音不高不低,临近的人都可以听得见,听得清楚。那声音情感饱满,像春风吹拂着树梢,像划破云翳的一缕阳光,像母亲抚摸着婴儿……

    准备起身的少年聆听着,前后左右的几个人聆听着,车站的喧闹似乎凝滞了,只有她温和而清晰的声音在环绕。

    少年关小了手机的音量,静静地听完了她的朗读。默默地站起来,走出了车站大门,隔着玻璃窗,她看见他把手机把在耳朵上。也许,铃声响起的那边,是他的父亲或他的母亲。

    她这么想着,眼睛有些湿润。作为一名做留守孩子专访的记者,她一进门就看见了那个孩子,桀骜不驯的眼神,须臾不离的手机,一只耳朵下晶亮的耳环。

    她把手插进左下边的口袋,手机好好地躺在那里,手机是温热的,有她的体温,当然也有他的。

    时间到了,她准备着行囊,走向站台入口。

    那本被合上的书,翠绿的硬质封皮上,写着《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几个仿宋大字。

(《安徽文学)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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