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设立台湾省，并以福建巡抚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到任台湾后，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主要有：

成立省的各级组织机构，改变初期的行政区划，设台南、台北、台湾3府及台东直隶州（原卑南厅）。3府下辖11县3厅。

在基隆与恒春间修筑铁路。经过奏请奔走，抵制各种诽谤诬陷，开展以商股为主的招商活动，特别是引进侨资。这条铁路是全国最早自己筹资，自己兴造，自己管理的铁路。

创立西学堂及电报学堂。

增强海防。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9）间，在澎湖、基隆、安平等地增修炮台，购置数十门新式大炮，设立制造军械火药的机构。

颁行邮政。光绪十四年（1888）设立台湾邮政局，发行邮票，购置邮船，通行于台湾各港口及上海、福州以及海外等地，传递文件，沟通信息。

设有关财政经济的招商、煤务、樟脑、石油、硫磺各局以开发资源，开放茶叶市场以发展贸易，等等。

——来新夏《刘铭传与台湾开发－－兼论历史人物评价应从大节着眼》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自成体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外国来华使团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和药物，甚至延请名医传医授道，效法我国建立了医事制度。郑和七下西洋，随船医生也与所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用中国的医术治病救人，并带回一些药材，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中医还随着个体行医、旅行、商贸等途径对外传播。除了中外的直接交流外，中医药还经由第三国外传，惠及了更多国家的民众，获得了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西医亦随之传入。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西医由于自身的优势，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创办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官方西医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专业人才。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名医张锡纯主张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产生重大影响。经施今墨、程价三等名医的不断努力，天津中医药界交融互通中西医，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危重病等方面结出了硕果。

——摘编自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投资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设备从外国引进，甚至“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技术上依靠洋匠，如左宗棠任命日意格、德克碑为福州船政局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江南机器局由巴斯主政；在民用工业中，洋人掌握大权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清政府派出去的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得到重用。轮船招商局1886年的144个船长和机械人员全部是洋人。

——摘编自夏东元《洋务运动史》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我国并供应成套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技术专家达到8 000多人，同时还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 000多人。到1957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工业建设所需设备的自给率达到60%，钢材的自给率提高到86%。到1959年，中国已经能承担大部分勘察设计工作和大部分配套设备的制造任务。

——摘编自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