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以前，中国曾经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面对西方东进之后的世界秩序重构，中国曾经试图继续维持旧秩序，但遭遇惨败。

在20世纪初世界秩序的变动与重建中，中国逐渐主动参与。……与晚清时期被迫进入国际秩序不同，这一次中国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并有着自己的明确诉求。

---摘编自《从世界秩序的变迁中观察中国》王建朗

材料二：二次大战是一次国际政治舞台重新洗牌的时期，历史给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抗日战争前期，独力支撑抗战的中国为取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竭力将中日问题国际化。

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战争大局下作出妥协，7月，指示《中央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对印度问题进行评论，呼吁双方妥协以促进战时盟国在远东的合作。

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侵略战争打破了旧秩序，反侵略战争并不是要消极地维护旧秩序，而是要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在这一轮世界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遇，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并在这一秩序中获得了重要地位。

——摘编自《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又有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组织（部分）统计

---据百度搜索整理

材料一

清政府自入关以来，始终面临俄国勾结漠西准噶尔部对边境的威胁。囿于国内割据分裂势力尚存的局势，清政府一方面努力对俄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下令在黑龙江建城驻兵，命理藩院督导官兵种地，并从漠南科尔沁部征调粮食。在取得两次雅克萨之战胜利后，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满、俄、拉丁文译本均明确记载“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

——摘编自戴逸《清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19世纪初，欧洲君主国聚首维也纳，通过一系列条约建立了一种定期会议制度，意在解决彼此间分歧，并确保既定秩序不会遭到任何受法国大革命理念启发的民众冲击。……此后，欧洲列强甚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以帮助维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继续统治，并与之签订协议。这一政治秩序在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有着明确边界：前者由五强治下的欧洲组成，直到1914年，那里的和平基本上得到了尊重；后者——核心区域之外的世界，被协调机制所压抑的好战情绪则由中心输出到了外围。

——摘编自[美]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

材料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围，超越了国强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引自王毅《胸怀天下，勇毅前行，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