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岩寺的月光

    ①宴会结束，已是晚上八时多。我浑身酒气，走出宾馆大门，这是在哪里？我突然记起来了，这是在灵岩寺景区。我抬头望去，夜空是那么深远，还有一种耀眼的光亮，啊——群峰上面已经无声无息地升起了一轮明月。明月似乎离我特别近，它的外形那样圆润，那样鲜亮，银辉灿灿。月光如同一股清流淋遍了我的全身，我清醒过来了。

    ②我凝视着这轮月亮，被它镇住了。我大口大口吸着这冬季里依然带有松柏香的清凉空气，如同在水下憋了大半天，终于冒出水面，长长地吸进一口气，有一种庆幸感。我痴痴地看着这轮明月，我的心开始慢慢地沉静起来，近乎柔软的润湿的一种东西漫上来。

    ③那是在小时候，随着天边最后一抹霞光的朦胧，月亮悄悄走上了村头的树梢。山模糊了，路模糊了，夜幕下的田野特别静谧，柔滑而有质感，月光下我们尽情嬉戏，整个身心都在自由地飞翔；还是在月光下，那是我随父亲在海上的一次捕鱼。到处是黑黝黝的海水与阴沉沉的浪头，强烈的孤独感与无助感令我大气不敢出。这时，一轮纯净又清澄的月亮从海底浮出，视野之内翻开的浪涛全变成硕大的银色莲花，那份欣喜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我又想起我的军旅生涯，想起月亮与我为伴、陪我站岗的那些夜晚，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月光似乎是雪白的，我手握钢枪，内心深处涌起的是保家卫国的边关情怀，是一种崇高的自豪感。

    ④这一切都化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记忆了。此时，我在仰望着月亮，月亮似乎也在俯瞰着我。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可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少能够从自然界领悟到喜悦、感知到乐趣了？我们什么时候忘却了这美丽的月亮？

    ⑤现代城里人很少看到月亮的客观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大气里的尘埃密度增大，由水泥块组成的楼房也一年高过一年，“光亮工程”也极大地增强了亮度，而月亮和星星在尘世里的就显得暗淡了。说城里孩子不认识月亮了，可能有点儿夸张。不过，有天晚上，我就听到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在惊喜地大喊，原因是他们发现了星星与月亮。这是由人们日益膨胀起来的欲望催生的。我们生活里充满了衣食住行、职务级别、金钱权力……我们的精神家园里布满了杂乱无序的焦虑、怀疑、麻木，我们整天忙忙碌碌、争吵不休……那些崇高的追求、自由的心境、伟大的心灵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难以寻找到它应有的位置。谁有时间来仰望这轮明月？谁有心情静对这灿烂的星星？谁有神思来欣赏这美妙的空间？我们的精神被水泥块压抑了。古往今来的哲人无不强调天人合一，自然和谐才是快乐之源。我们为何失去了这个快乐的本源？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祖训？我们何时才能静静地欣赏月光，觅到一份心灵上的安宁？

    ⑥我每次走进灵岩寺，都有一种走进另一个精神世界的感觉，那种庄严感、神秘感，以及给我的惊奇总令我肃然起敬，给了我参悟生命的启示。这里的一切现在都已经融进月色里，俗人的眼睛看不到了。月下的禅师应该还在继续讲着经文，在讲宇宙万物因缘聚合而生，因缘散失而灭的道理，在讲着要将人类从痛苦、不觉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宏愿。大殿里的那尊弥勒佛，依然在笑着天下可笑之人与可笑之事了。

    ⑦月光下的灵岩寺更加莫测了，灵岩寺的月光也更加明亮更加幽深了。

（原文有删改）

到乌镇，看木心美术馆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木心美术馆已经落成。

    人来人往的乌镇，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一如木心《从前慢》的诗：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行者以为千年往事都这般活在寻常巷陌里头，走着走着，不免发现整个镇却似一个怀旧的情绪博物馆。那些缠绵的温情，忐忑的相思，在水中，在摇橹声里，在拐角的小桥上，在长街夜色拥挤的人群中，盈盈绕绕，都陈列在眼皮底下，久了让人无味。

    西栅的美术馆却安静。一方宁静的水上，横竖几抹白色的墙，极简约的外观，像是一顶桥。听说临终的木心看着美术馆设计图，喃喃自语。今天的美术馆，进门就见到这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

    想到桥这个意象，就想到读木心作品的感觉。木心的作品，很有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2007年春天，我初读《哥伦比亚的倒影》，一片错愕，随手在页眉上涂写：“看木心的散文有点颠覆传统的感觉，不是习见的散文，在形而上的思索中，隐约见到一些作者经历的影子，暗暗让人揣摩其家当是大户，生当盛世自然顾盼生姿 ， 乱世也见许多讲究。”我揣测“木心也许是那种在欧美成熟的作家吧，眼界和视野都远较土生土长者开阔，也怪异。一些名篇，如《明天不散步》《哥伦比亚的倒影》，写得都异常，倒是《上海赋》，琐碎铺陈得淋漓尽致，算是能让人知晓许多上海旧事。”

那时候不知道木心其人，不知道文字里头那些氤氲的味道，是做作还是自然流露？揣测的心境很像梁文道说的：“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指木心)是台湾作家，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

    这么多年下来，木心也终于只是在读者圈中知晓。仅此而已。

    乌镇东栅有木心故居，西栅有木心美术馆，都不引游人注目。我们在故居门口排队，蜂拥而过的游客会偶尔驻足问，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得到一个回答后，“哦”的一声，继续跟着导游的旗帜和小喇叭中的解说词远去了。

    “大家看门前的大狮子，传说王母娘娘……”总是如此。劣质的导游词不知道谁写就，所有的景点都充斥着虚假的传说。游人们心底没有神话，对传说也“哦”的一声，和导游彼此心照不宣 ， 又继续赶点去了。

    木心美术馆里并没有传说。庶几近之的，或者也有。陈列在展柜中细如蚊蚋的狱中书简，让狱中岁月一如传说。美术馆兴建背后的师生情谊，见古礼古风一如传说。传说有时候就是这不能言说的历史吧，有时候就是遗失不再有的情怀吧。

    我们在美术馆前面拍照，雪在栏杆上积得有些厚。朔风射眼，冻得南来的人瑟瑟地抖。步行的游客经过，也取个背景拍几张照，听说要再购票进入，追问一句：“木心是谁？”转身走了。

    木心是谁？馆内还是有零星的介绍的，旧物如新，旧语如新，在展厅的光色声影中，拼凑起来，大抵如是。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后求学于杭州、上海，少时受教于夏承熹。1946年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后又转入杭州国立艺专，在林风眠门下学习中西绘画。四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生涯。后因言获罪，被捕入狱18个月，早期作品全部散失，在狱中用写自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65万字的《狱中笔记》。1982年，前往美国，从此长居纽约。抵美之后，重新开始密集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的文学刊物，获得专刊、专访的待遇，并结集出版。从1986年到1999年，在台出版作品集十二种。2006年，他79岁，其作品集首次于大陆出版，也是这一年，他离开美国，回到了故乡乌镇定居。2011年，木心去世，从此转身也走不了了。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乌镇古镇其表繁华其里，再好的人，再好的东西，会不会被如织的游人的目光洗去特质，最终如不远处的茅盾故居一般，成了导游嘴里一处乏善可陈的老房子？

    木心的特质是什么？我曾经想，他的文字是荒原、雪域，越读越在阔大的平淡中觉出滋味。他的散文是当下散文界的一个异数。大量生僻字、典故，倾泻而下，文白相杂，新意迭出，会让不熟悉的读者晕头转向。童明曾评价：“木心的文字令今日汉语读者略感陌生又新意盎然，直接原因是他把中国古文化的精粹注入白话，文笔陶融了古今的语汇修辞，或叙述、或抒情、或点评，张弛抑扬，曲直收放，皆见独到之处。”有时候，读到“花叶茜明、萧闲、葛蕊”这样的词语，会突然怔住，觉得自己落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推门出去，却突然是古长安的街巷。

    推门进去，却是一个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木心美术馆融合着现代建筑的干练和明快。走进去，沉浸，逐渐沉浸，彻底地沉浸。某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有着落地大书柜的小图书馆，坐在阶梯上，目光尽处，枯山水一圈圈的涟漪仿佛年轮一圈圈。

    图书馆里收藏木心阅读过的大量作品。听说，木心小时候是在其远房叔叔茅盾的书房中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他的笔下，一会儿是琼美卡的小路，一会儿是哥伦比亚河边的倒影，一会儿是埃及的金字塔，一会儿又是盛唐的嘉峪关，欧风美雨，汉唐明月，衔接之处竟如随风潜入夜的细雨，没有丝毫觉得突兀，只剩下你的思绪跟着他做无尽的神游。

    这种风格，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也很明显。在他对文学史人物和作品的亦庄亦谐点评中，可以看到，木心真是一个调皮的老小孩。他说：“卡夫卡就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谈到哪吒，“哪吒是尼采的先驱，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这哪里是文论者有过的论调？

    美术馆里最多的自然是美术作品。那些画作，色彩和线条的想象中，会有一些粼粼的思乡的梦么？或者只是一个时间的过客的信马由缰？灰白的展厅墙上，一行行镌刻着木心的诗。那韵味，像一颗琥珀，闪烁着时光流逝的光芒。

    “你这样吹过/清凉，柔和/再吹过来的/我知道不是你了”

    他写五月，低吟声里没有一丝的呜咽，却在最后让人怅然若失。他写离人：“十五年前/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这些诗，是韦庄？晏殊？还是木心？思念的唯一，时空里头的荒凉，亘古以来的诗人各有意境，却有共同的悲凉。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只看一个木心美术馆。

（取材于吴合众的同名散文）

英语老师

谢宗玉

①早晨，阳光照进教室，照着一颗颗晃动的脑袋和一张张开合的嘴。我们在晨读，我们在大声晨读。别人读的是英语，我对英语不感兴趣，我在读语文。英语老师从后面走进教室，我没觉察。他冷不防从我手中把书抢了，反手就甩了我一个耳光。一教室沸扬的声音就这样被他突如其来的耳光给掀哑了，大家愣愣地看着我俩，早晨照进来的阳光这时也有些茫然无措的样子。

②英语老师扭过头叫道：你们停下来干嘛！然后一教室芽一般的声音又怯怯冒出来，顷刻间又是一片灿烂。英语老师拍了一下手，没事般地走了。

③他没事一般，我可不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俯下身把语文课本拾起。然后伏在课桌上，一动也不动，我能遏止自己的哭声，但止不住的泪水却从我的指缝里快速渗出来。虽然我知道错了，一三五的早晨该读英语。但我的过错难道就该由这记毫无商量余地的耳光来惩罚吗？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流快了。我从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更没有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下受过辱，我满脸火辣辣的，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羞耻！我感觉我那个叫自尊心的东西，在这个早晨，就像被一把无形的快刀给拦腰斩断了。

④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不声不响低着头进出教室。而在心中，仇恨的水草却疯了般昂扬生长。是的，我要报复，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让我当众丢丑的家伙！我要用最直接的方法报复，我要痛快淋漓地拿刀捅了他！……我低着头，一声不响，就这样在自己的幻想中把内心捣鼓得壮怀激烈。那被拦腰斩断的自尊心在伤口处似乎又长出了细嫩的芽儿来。我最终还是失去了寻刀杀人的决心，英语老师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逃过一劫。我后来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超过他，再来羞辱他！

⑤但很快就有一事，让我进入了两难境地。那天英语老师闯进教室，对教室里的三个同学说：下午帮我去挖薯吧。你，你，还有你，来，把书收起，我们这就走。

⑥三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我，英语老师仿佛早就忘了两个月以前发生的事。但现在他既然点到我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心中的仇恨。我只能敛着头，和另两个同学一起去了他家。我记得一进家门，他就像个妇人样叨叨唠唠地骂着他的妻子：日日死人，怎么不见你死？！这样骂人的话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根深蒂固。挖薯时，我时不时就把红薯给挖断了。我应该不是故意这样的。挖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体力活，在家里，这常常是我爸的事。我还太小，力气也小，一锄下去，挖得不深，红薯往往就被拦腰截断了。我看见英语老师不时地皱着眉头，后来他说：宗玉啊，你书也读得不好，事也做得不好，以后就等着进棺材吧。我一脸怍羞，我年纪轻轻，没想到他竟把我与棺材联系上了。心中的恨意一下子又增加了，可手中的活儿并不能停下……

⑦我现在算有些明白他那时为什么脱口就是棺材就是死了。那时他除了当老师，晚上常常替人唱号歌，哪里死了人，来请他。他一般不拒绝，十里八里也要赶去。他的号歌唱得不错。小时他在茶陵住过，一口的茶陵腔，用茶陵腔唱号歌，他的号歌就别具一格。有时在教室上课，他的声音也拉得好长，像唱号歌。有时夜里唱号歌唱得太晚，白天上课，他把作业布置下去，就趴在讲桌上睡着了。

⑧挖薯回来后不久，碰上学校组织学生入团。那时入团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我们班当时只有三个名额，英语老师就把帮他挖过薯的三个同学都推荐上去了。全班同学知道这事后，都议论纷纷。因为如果凭成绩，我们三个没有一个能上。后来，另两个同学就在那次入了团。而我没有。因为我拒绝写入团申请书。我这样做，一是对英语老师的软性对抗。用老甘的话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吧。二是在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中，实在没什么脸面写入团申请书。

⑨好在与英语老师总算有分开的一天。初中毕业，我怀揣着仇恨悄悄离开学校。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终是要回来的。

⑩可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幼稚的想法感到好笑了。我看金庸那些侠骨豪情的武打书，江湖上的似海深仇，都可以一笑泯之。而我与英语老师之间的破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自己也许根本就没把这事记在心上，几年过后，我这个人就可能从他头脑中淡出了。

⑪大学里有天晚上，我与一个同学在法律楼的天台上闲扯，说到中学的事，他居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依然把仇恨带在心上。他说：总有一天，我要跑回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一顿。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唉，也许他还没参悟透吧……

⑫不过，回头想想，也许并不完全是少年人的心胸太过狭窄……我们怀揣多深的仇恨上路，说明我们当时的伤害就有多深。随着时间的淘洗，仇恨也许可以忘记，但伤害之痛在事隔多年想起来，仍可以使心灵颤抖……那时的心灵是多么柔弱啊，可仿佛没有几个大人（包括老师家长和其他成年人）注意，所以成长的心灵，注定会遍布刀斫之痕……

⑬英语老师后来教不了英语，就调到邻校一个中学敲钟守门。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我还真的碰上他了。我远远见到他，心里猛地颤了一下，然后想也没想，就逃也似的溜了……

⑭走远了，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英语老师他真的很老了……老得让我有说不出的怜悯。

小说的丛林

迟子建

    ①我在大兴安岭长大，是个典型的“林中女孩”。因为那里地广人稀，所以少时在小镇的路上遇见生人，我会有微微的紧张感。人在那里是少数族类，而动植物却是多数族类。

    ②我熟悉林中的树木花草，溪流河谷，野猫野兔。一个人在幽深的林中穿行，很少怕过。因为林中枝叶“窸窣——”摇动，窜出来的不是愣头愣脑的狍子，就是炫耀其美丽尾巴的松鼠。我春天去山里采野菜，将采回的分类，人爱吃的先拿出来，用开水焯了蘸酱吃，其余的则给猪当餐后的点心。猪非常喜欢享用野菜，它吃起来摇着比耗子长不了多少的小尾巴，“嗯嗯”叫着，很感恩的样子，这时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夏天时我们去河边洗衣服刷鞋子，常常是把洗好的衣服晾在草丛或柳树丛上，就去林中采野果吃去了。都柿、草莓、水葡萄、马林果，红的紫的，熟的不熟的，全往嘴里填，浆果在此时成了最好的口红。到了秋天，大人孩子都爱往林中钻，我们在五彩的落叶中采榛子，蘑菇，把它们晒干了，冬天就有“好嚼儿”了。不要以为到了冬天，林中就没有美味，扒拉开向阳山坡的积雪，可找到未被采摘的红豆，雪中的红豆味道极好，酸甜，有点淡淡的酒味。还有，你可以划开桦树皮，舔舐桦树皮里清香微甜的汁液。守着大山，对贪吃的我来说，就是守着一个零食铺，嘴上是亏不着的了。

    ③童年时我还喜欢去山里采野花。百合、芍药、绣线菊、马莲花、忘忧草，姹紫嫣红地走进我们家，我们也不讲究养花的容器，酒瓶、罐头瓶、咸菜坛、猪食槽，都可栽花，它们在暗淡的屋子里，照亮我们的梦。这些体验，在我写作以后，都进入了我的小说世界。

    ④有了丛林的动植物，当然就有活动在其中的人。那些人大概是为了宣示自己作为生命的强大存在吧，喜欢大声说话。又因为寒冷的缘故吧，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些人物的特征，在我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我首先熟悉的是家中的人，父母、姐弟、姥姥、姥爷、爷爷、叔叔、姨舅，在我爱上小说以后，他们以不同方式，隐身而入，也许只是一声叹息，或是一个背影。除了亲人，我还熟悉了邻居，小镇的人和小镇以外的人，他们更是为我塑造人物，提供了最真实生动的原型。

    ⑤当然还有那些可爱的动物，比如通人性的狗、隐忍的牛、苦役犯似的马、永远被戏耍的猴子、美丽的鸭子、坚韧的驯鹿、铺天盖地的麻雀、像守夜人一样的乌鸦、以及千姿百态的鱼。它们在多年后潜入我的小说，这些动物不会说话，但在我与它们相处的过程中，听懂了它们心底的话，看得见它们的眼泪，所以它们在我小说中留下了“话语”。

    ⑥不能忘怀的，还有园田的果蔬，那带着妖娆花纹的豆角、红彤彤的西红柿、紫莹莹的茄子、碧绿的菠菜和生菜、金灿灿的玉米、多汁的角瓜、甘甜的倭瓜，还有绕着它们飞舞的蜜蜂、蝴蝶和蜻蜓。它们装点餐桌的同时，也装点我儿时的梦。更有那埋藏在土里的萝卜和土豆，这秋收的主角，是地窖的常客，有了它们，一个冬天就不愁蔬菜了。

    ⑦不要以为我们的生活总是阳光灿烂，它依然有着浓重的寒霜和阴影。有令人痛苦的疾病，有面对灾荒的无奈，有亲人离世的悲伤，有遭遇人生变故的苍凉。厌倦、羞辱、恐惧，这些人生的负面情绪，就像漫天风雪一样，从来都不曾远离我们。宁静的炊烟下，一个人死去了，他躺在红棺材里，去山上的墓园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在缺医少药的小镇，一场痢疾就要了他的命；一个男人去采山，被熊袭击，落下终生的残疾；一个伐木工在作业时被大树砸倒，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还有动物们所遭遇的不幸，瘟疫能让一群鸡一夜之间死亡，能让一条忠诚的看家狗永远闭了嘴巴。这样的故事，也都是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所以我作品的“温暖”，总是与痛交织，有着苍凉的底色。

    ⑧善良与丑恶，纯洁与污秽，不是人性天空的两极，它们常常相伴相绕。就像环绕我们生活的，既有山间清澈的溪流，也有居民区纵横的污水沟。写出人性的复杂性，才是写出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永远有可开掘的空间。

    ⑨从现实的丛林穿行到小说的丛林，使我拥有了另一种生活——面向心灵的生活。对我来说，它比现实生活更广阔，也更具诱惑性。在虚构的世界中，我的呼吸更顺畅，更自由和奔放。作家因生长地不同，经历不同，艺术气质不同，也就拥有不同的小说丛林。小说的丛林在想象的世界中，可以无限大。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就看他们自己在艺术上的造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很重要，没有对一种文体始终如一的爱，孜孜以求的探索，以及不怕失败的实践精神，再炫目的想法都是空谈。

    ⑩每一个将艺术奉为至高神灵的作家，在小说的丛林穿行，都必须踏出独属于自己的路，才能开辟新天地。懂得自省、苦修、仰望，你终将拥有“不干的活泉，永流的江河”(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中所言)。这样的文学之旅，也是一颗凡心得到升华，在泥泞的跋涉中洞见彩虹的最美岁月。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导读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江晓原

①戴蒙德在本书开始设置了一个“亚力的问题”，亚力是太平洋上新几内亚岛当地的一位政治领袖，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指现代工业制品），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戴蒙德写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试图回答亚力的问题。

②亚力实际上是在问：为何现代化（工业化）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新几内亚？这个问题和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韦伯（M.Weber）之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和“孔飞力（P.Kuhn）之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实际上异曲同工。在这类问题中，韦伯或孔飞力的西方中心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们不必过多纠结，反倒是亚力的问法，更不容易发生这方面的问题。

③而将这类问题嘲笑为“就是问梨树上为何没结出苹果”，虽然从形式上有力消解了这类问题的理论价值，但确实不如尝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更有建设性。戴蒙德就是试图从正面来回答这些问题——认真解释梨树上为何结不出苹果。

④要正面回答亚力的问题，前人已经尝试过几种路径。第一种是从人种上来论证，即亚力之问中提到的“白人”和“黑人”有何不同。但这个路径直接指向种族歧视，政治上严重不正确。第二种路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路径堪称源远流长，也不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戴蒙德选择了这一路径。他说如果要他用一句话来交代《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宗旨，那就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按即人种）差异造成的。”

⑤戴蒙德尝试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给出更为精细的论证，他设立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四条标准：一、食物资源，包括可驯化的动物资源和可利用的植物资源。有了丰富的食物才能喂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人力从事觅食之外的工作，从而形成文化积累。二、传播与迁徙的条件。有了传播与迁徙，文明才可能传播和交流。例如欧亚大陆显然有利于传播和迁徙，而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中的岛屿，传播和迁徙的条件非常不利。三、洲际传播的条件。欧亚大陆又独占优势，而美洲就比较差，澳洲就更差了（可以看成放大版的新几内亚）。四、面积和人口。必须有足够大的土地面积，和足够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发展。

⑥按照这样四条标准操作下来，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区，毫无疑问，必定在欧亚大陆的某处。事实上，戴蒙德在欧亚大陆找到了两处这样的地方。第一处是“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大体上就是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古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根据现今已发现的证据，该地区确实是人类文明发达的最早地区。第二处则是中国，在戴蒙德眼中，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都没有出现欧美的“现代国家”，这怎么解释呢？

⑦戴蒙德对肥沃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是“先驰得点，后继无力”：“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发明的。”而经过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之后，权力中心一再西移，新月地带最终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自身却从此衰落了。

⑧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对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可以及格，那么他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解释中国的命运了。戴蒙德知道，在公元145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技术领袖”。但到这里，戴蒙德似乎感觉“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转而求之于政治制度。他认为欧洲的分裂要优于中国的大一统，他找到的证据是：欧洲有几百位王公，所以哥伦布可以在几次碰壁后最终找到赞助人，赞助他去“发现”美洲；而大一统的中国只要政府一声令下，郑和庞大的舰队就全面停摆。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最终落后了，分裂的欧洲最终胜出了。而且戴蒙德相信，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大一统，“同样的灾祸将再次重演”。

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于1997年，完成于1996年，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否则亚力的问题就会换成“为什么是中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了。在1996年，戴蒙德不可能想象到中国今天这种规模的崛起，这是我们考察戴蒙德的分析论证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历史局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