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上的船

谢志强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他便站在晒谷场上，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一挥，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喊：起锚，出航！

    爹叹了一口气说，疯子的船又出海了。

    我好奇地望着他。我没见过海，没见过航船。他迎着照进山岙里的阳光，穿着整齐的制服，很威武，很气派。阳光勾勒出他的剪影。

    晒谷场周围是一块块水田，绿茵茵地连向山岭。接着，他开始踱步。我观察了好些天，他从晒谷场的东头慢慢地走向西头，沉思的样子。晒谷场铺着水泥。

    我发现，他绝不多走一步，接近晒谷场的边缘，他又折回身，继续走。他的皮肤黝黑，不是山民那种黑。是海风吹出的黑，父亲告诉我。我想象大海无遮无拦的阳光。

    他走得那么准确。爹说他那条船跟晒谷场差不多大。那么大一条船，我想，一个移动的晒谷场，周围的绿田不是像平静的海水吗？

    爹说，别去打扰他，可怜的船长。一个失去了船的船长。我对他生出敬意，他的身材魁伟，把那一身制服撑得板板直直，好像挂在衣架上边那样。

    太阳在不知不觉升起，有一竿子高了，他仍重复着踱步——那是他在甲板上散步。我希望他脚下的晒谷场能够航行。他踱步的时候，晒谷场仿佛在飘移。他的制服衣襟在山风里猎猎抖动。

    可是，天阴下来了，不知哪里钻出来了乌云，发酵似地膨胀，遮住了太阳。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甚至，双手圈成两个圆，罩在眼眉前。父亲说那是他的望远镜。

    爹示意我们——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来了，他们想嚷嚷——不要出声，其实，我真想赶过去，登上他的船。

    他举起双臂，说，全体注意，风暴来啦，各就各位，保持航速！

    我们乐了。他焦虑不安地跑起来，跑到船头——晒谷场的东首，他用脚踢踢摊在地上的稻谷，说赶快采取措施，海水漫进舱里了。

    他开始寻找什么，大概是桶之类的东西，舀海水。他忙乎着踢稻谷，金色的稻谷飞起，我的娘撩起围裙揉在手里，对我的爹说，你去劝劝他，这样糟蹋粮食。

    他喊：快，水泵，都躲起来干嘛！他四顾着，像是寻找想象中的船员。我们沉不住气了，真想赶过去帮他一把。

    他冲着我们喊：胆小鬼，你们丢下船逃走呀！你们过来！我命令你们过来。大海可饶不了你们！

    我瞧了一眼爹。爹低声说：别过去，他疯病发了，发过一阵就会好转呢。

    我真想过去支援他，他需要帮手。我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晒谷场上疯狂地奔跑，我真不忍他那么孤独，可能我们过去，能够安慰他——他是我们家族中惟一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我曾替我这个二叔自豪，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人家指着脑袋说他受了刺激。

    他终于停下来，哭腔哭调地说：沉了，沉了，我们的航船，沉了，你们都逃吧，鲨鱼不会放过你们。

    据爹说，他那条船，在一场海上风暴里航行了一天一夜，最后，接近了一个无名小岛，触了礁。

    太阳钻出乌云。他的声音低下来，说，沉了，沉了。似乎在念咒语。我看着环绕着小山村的山岭，好似晒谷场在下沉、下沉。

    他走出晒谷场，朝我们走来——登上小岛。他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像经历了一场海上风暴，现在，他的表情呆滞、淡漠。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似乎我们不存在，他穿过我们中间，径直地走进他的屋子。

    我们踏上了他的航船——晒谷场，整平了踢乱的稻谷。我学着他的样子，在场上走，想体验当船长的感受。还是我出生以来看惯了的小山村——晒谷场，可是，刚才（每天他都要演绎一场出航的仪式，只是今天意外，出现了阴天）那场“沉船”的风暴就发生在这儿。大海无情，我想着遥远的大海，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见识大海！

鸳鸯劫

梁晓声

    冯先生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擅画鸳鸯，颇有名气。近三五年，他的画作与拍卖市场结合得很好，于是阔绰，在京郊置了一幢大别墅，还营造了几亩地的庭院。庭院里，蓄了一塘水。塘中养着些水鸟。无非野鸭什么的，还有一对天鹅。自然，鸳鸯也是少不了的。

    有一次我们二人坐在庭院里的葡萄架下，一边观赏着塘中水鸟们悠哉悠哉地游动，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

    我问：“它们不会飞走吗？”

    冯先生说：“不会的。是托人从动物园买来的，买来之前已被养熟了。没有人迹的地方，它们反而不愿去了。”

    又问：“在天鹅与鸳鸯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

    答曰：“都喜欢。天鹅有贵族气；鸳鸯，则属小家碧玉，各有其美。”

    我虚心求教：“听别人讲，鸳鸯鸳鸯，雄者为鸳，雌者为鸯；鸳不离鸯，鸯不离鸳，一时分离，岂叫鸳鸯。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传说故事？”

    冯先生却说，他也不太清楚。说他只对线条和色彩以及构图技巧感兴趣，至于什么故事不故事，从来不想多知道。

    三个月以后，季节已是炎夏。某日，我正睡午觉，突然被电话铃扰醒，抓起一听，是冯先生。

    他说：“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呀！哎，我刚刚亲眼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会儿我的心还怦怦乱跳呢！”

    我问：“光天化日，难道你那保卫森严的高档别墅区里发生溅血凶案不成？”

    他说：“那倒不是，那倒不是。但我的庭院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搏斗！”

    于是，冯先生语调激动地讲述起来：

    冯先生午睡前有一个习惯，总是要坐在他那大别墅二层的落地窗前，俯视庭院里的花花草草，静静地吸一锅烟斗。那天，他正要磕尽烟斗站起身的时候，忽见一道暗影自天而降。他定睛细看，竟是一只苍鹰，企图从水塘里攫捉到一只水鸟。水鸟们受此大惊吓，四散游逃。两只天鹅，猝临险况，反应疾迅，扇着翅膀跃到了岸上。苍鹰一袭未成，不肯善罢甘休，旋身飞上天空。第二次俯冲下来，目标盯准的是那只雌鸳鸯。而水塘里，除了生长着几株荷，再没有什么可供水鸟们藏身的地方。偏那些水鸟们，包括鸳鸯，久不起飞，飞的本能意识已经大大退化。

    正在那雌鸳鸯命系一发之际，雄鸳鸯不逃窜了。它一下子游到了雌鸳鸯前面，张开双翅，勇敢地扇打俯冲下来的苍鹰，结果苍鹰的第二次袭击也没成功。那苍鹰似乎饿急了，它飞上空中，又开始第三次攫捉。而雄鸳鸯，那美丽的、除了被人观赏外几乎毫无可取之处的水鸟，也又一次飞离水面，用显然处于弱势的双翅扇打苍鹰的利爪，拼死保卫它的雌鸳鸯。力量悬殊的战斗，就这么接二连三地展开了。

    令冯先生更加看呆了的是，塘岸上的一对天鹅，仿佛产生维护正义的冲动，它们又一齐伸展开了双翅，扑入塘中，加入了保卫战。在它们的带动之下，那些野鸭呀鹭鸶呀，便都不再恐惧，先后参战。水塘里一时间情况大乱……

    待冯先生不再发呆，冲出别墅，战斗已经结束。苍鹰一无所获，不知去向。水面上，羽毛零落一片，有鹰的，也有那些水鸟的……

    我听得也有几分发呆，困意全消。待冯先生讲完，我忍不住关心地问：“那只雄鸳鸯怎么样了？”

    他说：“惨！惨！差不多可以用遍体鳞伤来形容，两只眼睛也瞎了。”他说他已打电话请来一位宠物医院的医生，为那只雄鸳鸯处理过伤痕了。医生认为，如果幸运的话，它还能活下去。

    到了秋季，我带着几位朋友到冯先生那里玩，发现他的水塘里增添了一道“风最”——一只雌鸳鸯，将它的一只翅膀，轻轻地搭在雄鸳鸯的身上，在塘中缓缓地、缓缓地游来游去，使人联想到一对臂挽着臂在散步的恋人。

    而那只雄鸳鸯，往日的漂亮不再。它的背上，翅根，有几处地方裸着褐色的呈现创疤的皮。肯定地，那几处地方，是永远也不会再长出美丽的羽毛了……

    更夺人动容的是，塘中的其他水鸟，包括两只气质高贵的天鹅，已和那对鸳鸯相向游着了，都自觉地给那对鸳鸯让路。而当它们让路时，每每曲颈，将它们的头低低地俯下，一副崇敬的姿态。

    我心中自然清楚那是为什么，我悄悄对冯先生说：“在我看来，它们每一只都是高贵的。”冯先生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然而别人是不清楚为什么的，纷纷向冯先生发问，冯先生略述前事，皆肃默。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7期）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惹祸的大衣

李显

    这天，我坐了八个多小时火车，天快黑时，终于到了青石镇。我给镇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院长十分抱歉地说，院里唯一的面包车坏了，不能及时来接我，让我打车去医院。

    在这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根本看不到出租车的影子，只有零星几辆跑出租的人力三轮车。到了这种穷乡僻壤，我只能入乡随俗，将就了。我坐到车上，告诉车夫把我送到镇医院。车夫是一个四五十岁的汉子，一脸的络腮胡。

    大胡子“呼哧呼哧”蹬出几里路后，发现我缩成一团，问道：“妹子，你是不是很冷?”我笑笑说不冷。“你穿的那么少，还说不冷，你的声音都发抖了。俺穿的多，脱一件给你。”说完，大胡子便把身上穿的一件灰色呢子大衣脱下来，递到我面前。

    我边感谢边把大衣穿上了身，顿时便感觉暖和起来。一件大衣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大胡子之间的距离，我主动和他唠起了嗑。可聊着聊着，我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妙，大胡子有些心猿意马，眼睛总盯着我的胸口，看得我有些窘，有些紧张。我赶紧裹紧大衣，双手抱在胸前。大胡子好像看出我有所警觉，收敛了一些，不再直勾勾地瞅，而是用两眼的余光偷窥我的胸口。这下，我心里更害怕了，如果这大胡子不是好人，这荒山野岭的……我越想越害怕。不行，说什么也不能束手就擒，得想办法脱身。

    拿定主意后，我叫大胡子停车，说要下车方便一下。大胡子把车停了下来，我下车后，直奔路边的小树林，见大胡子没跟上来，我心里暗喜，马上撒腿就跑。跑出没多远，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我回头一看，妈呀，大胡子追上来了!老天，大胡子真是色狼!我拼命地跑起来，边跑边喊“救命”。大胡子追得更紧了，边追边喊“站住”。

    我跑出小树林，眼前出现一条几十米宽的河，由于刚下过雨，河水很急，很浑，看不清深浅。情况危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跳进河里，河水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岸边的水已经到我的胸口处。

    跳到河里我才发觉身上穿着大胡子的大衣，很笨拙，不好游动，于是，我慌忙脱下大衣，扔到河里，开始往河对岸游。这时，大胡子也跳进河里。让我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追我，而是朝漂向下游的大衣游去。

    我正高兴，突然，双腿开始抽筋，不听使唤了，身子开始往下沉。我拼命挣扎，大喊救命。大胡子听到我的呼救后，赶紧掉头向我游来，几下便游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衣服 ，把我拖上了岸。

    上岸后，我像虚脱了一样，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而大胡子表情复杂地瞪着我，我心里害怕极了，刚要开口求大胡子不要伤害我，谁知他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气呼呼地埋怨我：“你这个妹子，好端端的，你骗俺干吗?跑什么呀!害得俺……俺的大衣被水冲跑了……”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准时走进手术室，为两名患者做了手术。走出手术室，我到休息室休息，突然，隔壁房间传来院长跟一个男人的对话。

    院长说：“我跟你说，人家是我们从省城大医院请来的专家，大老远地跑到咱们这里来，真的很不容易。你放心，专家做手术绝对有把握，肯定能治好你妻子的病……你们家属应该对专家表示感谢……”

    那个男人回答道：“院长，谁有粉不想往脸上抹?不是俺不想表示，只是俺现在手上真的没钱。本来，昨天，俺从砖厂老板那里预支了两千块钱。回家的路上遇到个妹子，看她挺冷的，俺就把大衣脱给她穿。衣服穿到她身上后，俺才想起来两千块钱在大衣兜里。俺有点不放心，可又不好明说，就偷偷瞅着，谁知让那妹子误会了。她拼命地跑，俺也误会了她，使劲追……结果，她把俺的大衣扔到河里，大衣被河水冲走了，两千块钱也没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走出休息室，来到隔壁的房间，说：“院长，请你去安排一下，我要马上给这位大哥的妻子免费做手术。”

    院长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走出屋子。

    由于我戴着手术帽和口罩，大胡子没有认出我，他万分感激地说：“大夫，太谢谢您了!您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夫……”

    听了大胡子的话，我的脸火辣辣的，我知道我不配做大胡子说的“好大夫”，但以后，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大夫……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注】①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②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③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