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亦有道

刘源

光绪某年，黄河发水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陕西关中东南长丰镇来了几十个衣衫褴褛的灾民。这长丰镇虽然有几个富户，但个个吝啬异常，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大伙儿私下里称长丰镇为“铁公鸡镇”。

灾民们等待施舍，但富户们家家大门紧闭。饥肠辘辘的灾民们正绝望之时，镇北的达好仁家忽然传出消息：达家将开粥棚！消息震惊了长丰镇！要知道，在众多铁公鸡中，达老爷子的吝啬可是鼎鼎有名的。达老爷子今年七十了，家里虽不是长丰镇的首富，但财力着实雄厚，只是达老爷子吝啬持家，达家上下连一个胖子都没有，他自个更是瘦骨嶙峋。前阵子他的小儿子成亲，宴席上的馒头居然是一半白面一半糠麸，莱也是素多荤少，规格比有些穷人家的婚宴还差。

如今他居然肯设粥棚，颇令人大惑不解。可眼瞅着几口大锅支了起来，家丁们劈柴烧火，不像是假的。很快，达家放出话来：“领粥时，必须说‘达老爷真慷慨，达老爷真是大善人’，然后跪下来朝达家大门磕个头……”一碗稀粥居然让人家磕头，太过分了。但饿肚子的滋味真不好受，灾民们只好自觉地排起了长队。水滚开时，围观的百姓们看着达家的伙计朝大锅里下了两瓢米，不由嘀咕道：“这么大的锅，下这么点儿米，这粥可真够稀的！”这时，那伙计又打开另一口袋子，舀出来一瓢东西，大伙儿一看，惊叫道：“米糠？”一锅粥，两瓢米加五瓢糠，粥是稠了，味道可就……没想到老爷子做善事也打折扣，这不明摆着让大家戳脊梁骨吗？家里人很不满，小儿子年轻气盛，跑到堂屋跟老爷子吵了起来。“爹，韩信衣锦还乡本可杀了那个让他钻裤裆的家伙，但他让那人做了官，赢得了好名声。可你呢？做个粥棚，一天花上一袋米，一个月也就三十袋米而已………”“你有本事给我弄三十袋米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辛苦攒下的家业迟早要被你们这些败家子败光！”达老爷子气呼呼地走了。灾民们感谢达家做善事，跪在地上朝坐在太师椅上的达老爷子磕了个头，才换得一碗黄粥，泪眼汪汪地蹲在一边喝。牺牲了尊严才换来的东西，虽能果腹，心里却在滴血……灾民们磕头讨饭，眼泪汪汪地喝粥，这幅凄惨的情景让长丰镇的上空弥漫着悲伤的气氛。

达老爷的慈善活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被人骂得狗血淋头，那些没有施舍的富户们则耻笑达老爷子做了件蠢事。达老爷子似乎也意识到了，便改了规矩，领粥时可以不跪，但必须为达家做一天活。这个规矩倒还不错，但达家哪有那么多活给人干？于是达老爷子将家里的佣工全部遣走，这些人聚拢起来向达老爷子讨说法，达老爷子的回话倒也简单：谁干活只要三餐饭，不要工钱，就可以留下。小儿子担心：“爹，灾民们固然用着便宜，可他们总有走的一天，到时候咱们家再找人可就难了。”达老爷子说他们肯定会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活计。小儿子豁然开朗，这老爷子真算计到家了，够狠！结果长丰镇的小工价格直线下降。

水灾过后，长丰镇又恢复了原样。但是，达爷子的名声迅速在半年里变得臭不可闻，人们提起他，干脆以“老鬼”相称。这一年达老爷子病重，临死前对孩子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颇有微词，但你们不知道，我这么做，既为他们好，也为你们好。我原来也讨过饭，当时和我一起讨饭的好朋友，他一生都在讨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家惊奇地听着。“因为他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好人家，大米饭白馒头管够，让他觉得讨饭的日子真不错；而我运气不好，讨饭被狗咬，被人欺，所以我恨透了讨饭。”达老爷子沉痛地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别人不做粥棚，我做，但我不会让灾民们觉得讨来的饭特别香。钱花好了能帮人，花不好就毁人，我落了个坏名声，却总好过给长丰镇增加一批乞丐……”说罢，溘然长逝。达家子孙将丧礼办得非常寒酸，百姓们纷纷议论达家孩子不孝，但达家人不在意。几十年后，达家还在，子孙兴盛，还出了好几个人才，而其他富户没有逃过“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相继败亡。

橘子

李培俊

    他上衣破了，裤子也撕开了一道不小的口子。脸上还有几条浅色的灰道子，其中一条越过眉梢，在腮帮上拐了个S形的小弯，一直延伸到嘴角那里。他显得异常狼狈。天快黑时，他出现在卖橘子的小摊前。橘子又香又甜的滋味，对于又渴又饿的他具有致命的诱惑力，他恨不得立即拿起一个，剥去外皮，塞进嘴里！但他没有。他用力咽下一口口水，手下意识地伸进上衣空无一物的口袋，他最后又犹豫着把手伸向鼓鼓的裤袋……

    这时，摊主拿起一只又圆又大的橘子递到他手上，那只橘子是摊子上最为鲜亮的一只。摊主笑笑说：忘记带钱了吧？以后记住，男人出门，口袋可不能空。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

    他说了声谢谢，拿着橘子离开了。

    两天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个卖橘子的小摊前。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橘子塞给他，不是一只，而是四只。他张张嘴，想对摊主说些什么的，可他欲言又止，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放到大堆的橘子旁，走了。晚上摊主收摊，发现了那份报纸，打开一看，摊主惊呆了，上面有一则公安部门的悬赏通缉令，照片上那个通缉犯，竟是他!自己竟两次送橘子给他吃!几经犹豫之后，摊主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在小摊周围设伏，静等着逃犯的再次出现。三天后的中午，逃犯果然出现了。他没有马上进入警方的埋伏圈，而是远远站着，朝四周张望一阵之后，做出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动作：他先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尖刀，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晃动几下，然后五指一松，尖刀在阳光下划出一缕寒光，哐当一声落到地上。随即，他举起双手，走进警察的埋伏圈。警察一拥而上，给他戴上手铐，推向远处的警车。他说，请等一下，能让我和卖橘子的老板说句话吗？带队的警长犹豫片刻答应了，两个警察架着他，来到卖橘子的摊主面前。他对摊主说：那张报纸是我故意放在你这里的。说完，逃犯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摊主连忙找出那份报纸，发现背面有几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字：长期以来，我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东躲西藏，白天钻进不见天日的密林，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我都快疯了……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犹豫不决时，你送给我橘子吃，还对我微笑。老实说，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对你，我无以为报，举报不是有2万元的赏金吗？权作是我对你善良的报答吧。

    公安部门按照通缉令的承诺，第三天便把2万元赏金送给摊主。摊主接过钱，颤抖着打了一张收条，把钱掖进内衣口袋。

    八年之后，劳改农场的储油仓库发生火灾，危急关头，他冲进火海，搬出了8桶汽油，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又因一辆失控的卡车冲向一个狱友的时候，他及时推开狱友，却永远失去了左腿。

    他获准减刑4年。出狱那天，他没有回家去见妻子儿子，而是拄着双拐去了那个小镇，去找送他橘子的摊主。摊主的妻子红着双眼告诉他，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说着，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对他说，临死前让我把这包东西交给你，说你用得着。他让你也摆个水果摊，挣钱虽然不多，可那是自己挣的，花着踏实。他打开纸包，里面是那2万元钱的赏金，分文未动。包钱的报纸，也是他当年留给摊主的那张。

    几年时间，纸张已经发黄，通缉令上的照片也已有点模糊不清。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阳关雪

余秋雨

    ①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②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④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⑤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那全是远年的坟堆，那么多，排列得又那么密，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⑥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⑦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⑧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就是刚才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

    ⑨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⑩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王维诗画皆称一绝。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⑪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

    ⑫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⑬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秋日，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

张秀超

    早上起得晚了，简单收拾一下，出城回老家。

    老家在康熙、乾隆皇帝当年打猎的塞外皇家狩猎场的大山下，那山太高，当地人叫它坝，老家在紧贴着坝的地方，人们称坝根子，村名叫桦木沟。

    这个地方林茂草丰，四季都有好风光。尤其是深秋时节，浓霜染过的林海，好看得不得了——松树是绿的，老蔡树是紫的，杏树是红的，山梨树是金黄的……层林尽染，任你什么样的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那样唯美曼妙的壮美，海内外的摄影家这个时节总是蜂拥而来，到这里捕捉美的画面。

    每年这个季节，我总要回老家待上几天。

    到家，放下行囊，带上相机，赶忙上山。

    10月的塞外深山里，播种过莜麦、荞麦、土豆的土地，大多都已收获了，只有一些棒子地还没有收割。那小树一样的棒子棵，有的挂着白了皮的黄棒子，有的棒子掰了，只有秧子长在地里。过了一条叫白水的小河，我贴着一块棒子地边的茅草小路往山上走。

    “你站一下。”

    顺着声音，我看见一个身影，拨拉着棒子秧，从地里走了出来。

    这是个瘦高的身影，黑裤、黑袄，驼背，面色黑红，皱纹如犁过的土地一样细密松软。是村里的二爷，80多岁了，是村里最老的人了。

    他在我们村里，是少有的看到过解放前光景的老人。他小时候给大户人家放过猪，后来赶大车，还做过多年的队长，当车把式那年月，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他赶着四套马车，去海边拉咸盐，好多年，一村子人吃的盐都是他拉回来的。他是村里走过远路、见过大世面的人。

    这时，他出了地，坐在地边的一块青石头上，指着对面的一块白石头，让我也坐下。他掏出个白布烟口袋，装了一袋烟，他的烟口袋和烟袋杆子是拴在一起的。当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的时候，那烟口袋就如一个耍单杠的远动员，在烟袋杆子上跳荡。一口蓝烟，飘在他苍白的头顶了，他说话了：

    “咱国家有个写字的，得了那个啥奖了，是偌背耳？”

    “是诺贝尔奖。”

    “那人是山东的？”

    “对，是山东高密的。”

    “是咱老家那儿的。你知道不，咱们这一村人，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那时候这儿开围垦荒，这地都是那时候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

    “那人，你熟不？”

    “不熟，只是读过他的书。”

    “他写高粱，咱这里可没有高粱，尽种莜麦、荞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从老辈子就种荞麦。”

    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他写高粱酒，还写那些老人们的事儿，都是听人说的吧？”

    我有些吃惊：“这你也知道？”我晓得他是不识字的。

    “从电视上看的。”他说。

    “他写的，那不就是老人讲的故事吗？”二爷吐了一口烟问我。

    “不是故事，那是小说。”我告诉他。

    “那这些年，你也写这个？”二爷的眼睛看着我问。

    “对，写小说。有时候也写别的。”

    “他写高粱，你知道咱这里过去是啥吗？那比高粱还有气势！”

    “你知道不 ， 300多年前，这里是原始大森林，一棵松树，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身边的这条河，现在细得像一眼泉水了，那个时候，坐皮筏子打细鳞鱼。后来树就砍光了，四面八方的人，就在这开荒种地。那也有好景致，你知道吗 ， 这里漫山遍岭是荞麦，荞麦你看过吗 ， 那白花一开，一二十里，就像大海上翻卷的波浪……”他的手朝眼前的山梁，画了个很大的弧形。

    “这里打过仗，也来过土匪，这黑土里，埋着一代代的人，哪个人都有故事。埋了就带进土里了。等知道他们事儿的人也死了，那些个事儿可就都死了。”

    “那个人，他现在还在山东？”

    “不，他在北京。”

    “那我看电视说，他老家还有房院，他指定是常在老家待着。我看你回来，把你家那老房院收拾收拾，回来住住，比在城里强。”

    “你不是想听过去的故事吗？我给你说说，多了去了！晚上，到你家去吧。”说罢，老人拿起镰刀，又进棒子地了。

    我的心，似风吹动着一树的叶子，哗哗地舞动着。

    二爷一直看不起写字的。

    而在今年的这个深秋，在中国，有个叫莫言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想到，这个消息竟然在遥远的塞外，在一个叫桦木沟的深山里，让一个80岁的收棒子的老头，我的二爷，对文学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对从事这个行当的我，也有了一份迟到的看重。

    这个事情，在我的心头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一位作家，荣获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奖，从而让一个老人看到了文字与土地、生灵的关系。我想，这就是这个奖对作家、对文学的意义吧。

    这个秋日，在天高云淡中，观如画的山景，闻鸟鸣幽谷，听溪水潺潺，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欢畅，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山涧溪水的歌吟是这样的清脆悦耳……

最后一季豌豆

周大新

    在诸种庄稼中，我最喜欢豌豆。

    小时候，每到豌豆苗长得有筷子高时，娘总要让我拎个小篮，去豌豆地里掐一点豌豆叶回来，放在面条锅里当菜。一大锅面条有这一把豌豆叶，就显出一股青鲜之气，我们兄妹几个逢着吃这豌豆叶面条，都要呼噜呼噜吞个肚子滚圆。

    豌豆开花的时候，便是我们这些乡间孩子最快活的赏花日子。在诸种庄稼中，只有豌豆开起花来最好看。小麦花花朵太小，绿豆花颜色单调，玉米花香味太淡，唯有豌豆花又大又艳香味又好闻。豌豆花大部分是红色，也有紫色和白色相掺其间。红色中又分深红、浅红、粉红多种，一根豌豆蔓上常有几种颜色的花，一眼望去，真是五彩缤纷。因在豆蔓上的高度不等，豌豆花常分几层，看上去如楼阁相叠；又因豆蔓横爬在地的长度不同且互相纠结，花便分一簇一簇，瞧上去似花球相连。

    豌豆花常常是在一个早晨陡然大放，一地的花朵猛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浓浓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由不得人们不深深地呼吸，快活地揉着胸腹。我们这些平日无缘赏花，根本见不到大片玫瑰、月季的农家孩子，常被这大片的豌豆花激动得嗷嗷乱喊，总要绕着豌豆地四周的田埂边跑边叫：嗬，看那片！哟，看这片！

    豌豆角长出后，我们便要千方百计地去偷摘来解馋。豆粒没长成、豆角还扁还嫩时，我们便把豆角整个地塞到嘴里嚼，直嚼得满嘴青甜，绿汁直滴。待豆粒凸起还不老不硬时，我们便把豆荚小心地打开，凑到牙上用齿尖一捋，把那些青嫩的豆粒全捋进口中，又香又甜地吞咽。

    豆角将熟未熟时，大人们也常摘些到家，在锅里带荚一煮，让我们剥荚吃豆，这时候的豆粒已是十分筋道分外香了。待把豌豆收割下来拉到晒场上一打，我们便又可以吃到喷喷香的豌豆糕了。娘做的豌豆糕最好吃，她总把豌豆磨碎成面，用细箩箩过了，而后拌了香油、花椒、茴香、盐、蛋清和酵子等，搅成糊状，摊在笼屉上放锅里蒸，蒸出后用刀切成方块，让我们用筷子夹了吃，那种鲜味和香气让人吃了还想吃。

    经石碾碾压打净豆粒之后的干豌豆秧，除了可烧锅，还特别柔软好玩，我们常在豆秧上打闹翻滚游戏。遇到家里来客床不够睡时，娘便在地上铺厚厚一层豌豆秧，让我盖了被在上面睡。每当我躺在那柔软的透着香气的豌豆秧上时，总想起奶奶给我讲的那个神话故事：老天爷为了使自己造出的人能在世上活下来，便叫自己的几个儿女各变成一种可供人吃的庄稼。性情不好的长子变成了小麦，身上有芒；身高体胖的次子变成了苞谷，棒子特大；性情温顺、身子柔软的女儿变成了豌豆，所以豌豆全身没有一点坚硬刺人之处，而且通体溢着香气……

    因了这些，我对豌豆怀了特别的喜爱之情。

    去年初夏我回故乡探亲，当时正是豌豆长角的时节。到地头一见那久别了的青绿色的豆秧，我立时高兴地蹲下去抚摸它们，同时扭头问弟弟：“自己的责任田，为何不多种点豌豆？”不想弟弟沉了声答：“就这一亩我都不想种了，这是最后一季！”“为什么？”我一惊。“你看看，还有哪家在种豌豆？”他抬手朝四野一抡。我搭眼朝周围的田里望去，可不，到处种的都是麦子，自家的豌豆田是唯一的一块。“咋都不种了？”我很惊异。

    “这是低产庄稼，又怕大风，化肥又贵，种了根本赚不到钱！”弟弟瓮声瓮气说道，“加上如今人们的口味变了，都只愿吃麦面，不愿吃粗粮，收了豌豆卖给谁？”

    我“哦”了一声，很觉意外，不过细想之后又觉得这话有理。

    “怕是豌豆也要走大麦、荞麦、赤色豆的路了。”娘在一旁叹了一句。我听后心里一震。早先这地方每年都种的大麦、荞麦、赤色豆，这些年已基本上绝迹。从我记事到现在，不过几十年时间，就有三种庄稼不种了，难道我十分喜爱的豌豆也要步它们的后尘？

    “明年咱也不种了！”弟弟又决然地说。我不好再劝弟弟，眼看赚不了钱，继续种下去又有何益？也许，人类就是这样在对庄稼的比较和抛弃中前进的。祖先们当初大约是太饿了，选定的庄稼种类太多。如今，现代人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比较和选择，把好吃的、高产的、容易种的保留下去，把粗糙的、低产的、不易种的抛弃掉。然而这种抛弃是否对人类自己都有益？

    “豌豆这东西有时可做中药引子。”娘在一旁幽幽地说，“日后都不种了，用时去哪里找？”

    我长久地站在豌豆地头，望着那些青闪闪的生机勃勃的豌豆秧在心里思忖：它们就要在这块地上消失了，也许几百年之后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种过吃过豌豆，那时的孩子，更不会享受到我们童年时摘豌豆角解馋的乐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