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倒木

小瞎子坐在风倒木上，发呆。倒木下是溪流，这棵树被风吹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躺在溪流上，变成一座独木桥。小瞎子听姐姐说，独木桥是山神送给咱们的礼物，要不，打猎、采蘑菇，我们怎么进山呢？姐姐是这么说的，她没有说还可以坐在桥上哭泣。姐姐常常一个人偷偷坐在桥上哭。

小瞎子把手里的玉米饽饽掰成玉米粒大小的块儿，摆在风倒木上。他的一双瘪瘪的眼睛躲在薄薄的眼皮后面，受到惊吓的小兔子似的颤动。他偏着头，脸木僵僵的，微张着嘴，下嘴唇紧绷着下牙，上嘴唇似乎被什么硬器撬起，倔倔地翻挺，白而齐的上牙露在外面。除了眼睛之外，他把脑袋上所有的机灵都抽出来集聚在一起，送到耳朵上。

他在听。

黄昏退去了，即便是盛夏，夜晚的大森林里仍然冰冷，山林幽森黑暗。阳光下的骄子们屏息隐遁成无影无踪的秘密，夜游的生命挑起无边而沉重的黑色寂寥，人们啊因此躲在小屋里不敢出来。

可是，小瞎子敢，他怕什么呢？黑暗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打一生下来眼前就是黑的，小瞎子最不怕的就是黑。

飞鼠子开始向风倒木俯冲，它们有穿透黑夜的大眼睛。落在风倒木上吃玉米饽饽，窸窸窣窣的声音和小溪流一样动听，和一棵草、一滴露珠弄出的动静一样可爱。

小瞎子挪了一下屁股，玉米饽饽又摆了一溜。又有几只小飞鼠在小瞎子的面前滑翔而过，带来柔软的细风。小瞎子笑了，想，如果自己的头上长了树枝树叶子，那么这会儿必是悠荡起来了。

姐姐悄悄摸来，拉了小瞎子的手往家去。两个人走出了林地，转过山脚，邻人的苞米地黄豆地在月光下静默地沉睡。姐姐的呼吸平缓了，拉着小瞎子的手温热了起来：弟，你不怕吗？飞鼠子都是死孩子的魂儿呢。她悄悄地说，生怕惊扰了什么。小瞎子笑了，脑子里掠过柔软的细风：飞鼠子有什么可怕？一阵风罢了。

姐姐捏了捏小瞎子的手，不知道是责备还是赞许。两个人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半天没言语。大山的后面，月亮底下，传来震颤夜空的长啸，不知道是几只狼。每一次长啸后面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停歇，像是某种试探和思谋。姐姐矮了身子贴近他：狼，怕不？小瞎子几乎笑出了声：狼有什么可怕？声音罢了。他使劲握了握自己的手，没想到姐姐“哎呀”了一声，抽出自己的手来，甩了甩，重新牵住小瞎子，叹着气：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不要做傻事。那冤家的确不是人，可是，再忍熬几年吧，等他上了些岁数，说不定就好了。

谁他妈不是人啦！你这娘们竟然敢合计谋害亲夫！一个高壮的黑影从一棵矮墩墩的山柳树后跳出来，直接扑向了姐姐。小瞎子耳朵里全是熟悉的声音，哭声，骂声，拳头砸、脚踹的劲力似乎只有奔扑死亡的一条路了。小瞎子总是不明白，每一次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姐姐？他为什么一定要打死我？可是，小瞎子知道自己再也不要知道这个问题了，那个高大的男人抓住了小瞎子的脖领子，他的脑袋、身子于是像狂风中的树枝一样乱颤。小瞎子把手探向腰间，拔出尖刀，“啊”一声惨叫划破了星空，更结束了黑夜。

小瞎子带上锁子上了路，耳朵里满满嘈杂慌乱的声音，他知道是邻人的和乡亲们的。他又那样偏着头仔细听。那些叹息、叫骂、猜测没有一丝遮掩。人们总是那样，他是个瞎子，可是，他们总不经意地又当他是个聋子：完了，小瞎子一定被砍了头了。这次小瞎子笑出了声，他正了正头，大声说：砍了头有什么可怕？脖子冰凉罢了！像是一声炸雷，炸开了之后便是一片瘆人的沉寂，人们都被小瞎子的话惊呆了，蒙在一种似睡非醒的境遇里不能自拔。

这时候，一个女人嘹亮的哭声从林子里传来：哎呀，风倒木断了，我的羊儿掉到水里了，我的羊儿被断木砸死了！我的羊儿啊……疼煞我啦……

小瞎子站住了，女人的声音缭绕在他的耳边久久不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暖暖的，静静地想，我断了头，姐姐也会这样心疼的。于是，小瞎子浑身一热，两股热泪就从他瘪瘪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小溪流一样不断了。

这是小瞎子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的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的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样会能够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扑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下雨天，真好

琦君

    你喜欢下雨吗？——喜欢，但别下得太久，像黄梅天，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我却不然。雨下十天、半月，屋子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我爱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优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今天一清早，掀开帘子看看，啊，真好，又是个下雨天。

    守着窗儿，让我慢慢儿回味吧。那时我才六岁呢，睡在母亲暖和的臂弯里，天亮了，听到哗哗的雨声，我放心了。因为下雨，母亲不用老早起来。我舍不得

    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给我讲雨天的故事。

    雨下得愈大愈好。起床后，我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像大黄瓜似的肿腿，走路不方便。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喝了茶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找我的，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下雨天真好，大人们个个疼我。

    潮湿的下雨天，是打麻线的好天气，母亲双手熟练地搓着细细的麻丝，雨也跟着下得更大了。五叔婆和我帮着剪线头，她是老花眼，母亲是近视眼，只有我一双亮晶晶的眼晴最管事。为了帮忙，我又可以不写大字。懒惰的四姑一点忙不帮，只伏在茶几上，唏呼唏呼抽着鼻子，给姑丈写情书。我瞄到了两句：“下雨天讨厌死了，我的伤风老不好。”

    五月黄梅天，到处黏塌塌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洒了我满头满身。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我真开心。因为可以套上阿荣伯的大钉鞋，到河边去看涨大水。母亲皱紧了眉头对着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发愁，几天不晒就要发霉的呀，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曲。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曲一粒粒拣出来。这工作好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曲会愈来愈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曲，不再读书了。从院子的矮墙头望出去，一片迷蒙，看样子且不会晴呢。母亲愈加发愁，我却愈加高兴了。

    到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场上体育课，改在健身房玩球。同学们起劲地打球，我撑把伞悄悄地溜到健身房后面，隐蔽、清静。我站在法国梧桐树下，叶子尖滴下的水珠，落在伞背上，我心里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我想念远在故乡的母亲。下雨天，我格外想她，雨给我一份靠近母亲的感觉。

    星期天下雨真好。一打上牌，父亲就不再管我了。我可以溜出去看电影，邀同学到家里，爬上三层楼“造反”，进储藏室偷吃金丝蜜枣和巧克力糖。晚上，我可以丢开功课，一心一意看《红楼梦》，父亲不会衔着旱烟管进来逼我背《古文观止》。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夹在洋洋洒洒的雨声里，给我一万分的安全感。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那一年回到故乡，一坐在父亲的书斋中，从书橱里抽一本白香山诗，学着父亲的音调放声吟诵，父亲的音容，浮现在摇曳的豆油灯光里。记得我曾打着手电筒，穿过黑黑的长廊，去给父亲温药。他提高声音吟诗，使我一路听着他的声音，不会感到冷清。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了，在淅沥的雨中，他吟诗的声音愈来愈低，我终于听不见了。

    杭州的西子湖，风雨阴晴，风光不同。雨中徘徊湖畔，凝望着湖面上低斜的梅花，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慢慢走来，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已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雨中游人稀少，静谧的湖山，都由爱雨的人管领了。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归来。湖水湖风，寒意袭人。

    站在湖滨公园，彼此默默相对。于是笛声又起，与潇潇雨声相和。

    二十几年了，那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仍然依稀听见，在雨中……

大漠里的旗帜

刘建超

    夜晚，她躺在床上，他躺在地上。她来看他，是为了离开他。

    他不知道，兴奋紧张搓着一双皲裂粗壮的手，这么远，天啊，你怎么来了？

    她看着他，看着相恋10年、那个曾经帅气、充满诗意的小哥，如今粗犷得像工地上的装卸工。她还是没有忍住泪水，晶莹的泪珠在白嫩的脸颊冰冷地滑落。

    她下了火车乘汽车，走了三天三夜，又搭乘过往的大货车颠簸了一天，才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看到了他居住的那个小屋。西部边陲的一个养路站，只有一个人的养路站，养护着近百公里的国道。

    她和他在大学相识，他们都是学校野草诗社的。他俩相恋了，就因为都喜欢泰戈尔的诗，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在校园的雁鸣湖边，他轻轻地牵着她，说过不了几年，我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面旗帜。

    浪漫似乎只在校园里才蓬勃疯狂地蔓延。当毕业走上社会，才知道校园的美好都被现实的无情的铁锤砸得粉碎。为了寻找工作，他和她早把诗意冲进了马桶。他的父亲是养路工，在西北。父亲生病期间，他去了父亲生活的城市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他竟然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工具成为了一名养路工。

    大漠荒烟，千里戈壁，他给她写信，描绘着他眼前的风景，天空虽不曾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我真的感受到泰戈尔这句话的含义了。她感受不到那些诗意，没有他在身边的日子寂寞无聊。家里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她都拒绝了。可是，她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等到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年一年的春花秋月，把他们推向了大龄的边缘。经不住妈妈的哭闹哀求，她妥协了，去见了妈妈公司领导的儿子，小伙子很精干，谈吐也很睿智。她就模棱两可地处着，心中还是牵挂着远方的他。她要了断同他的情缘，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公平。她给他带了大包的物品。他笑着说，我这啥都不缺，啥都不缺。她环顾四周，煤气炉，木板床，米面油，咸菜。他笑了，似乎恢复了校园里的神气，笑着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我都具备了，就等着天降大任了。

    晚饭，稀饭，馒头，她带来的熟制品。他居然端出了一盘鲜绿的青菜。在这一抹黄的沙丘，见到鲜绿的青菜，她都舍不得动筷子。你一个人不寂寞吗？她说。不寂寞，白天养路，晚上看书，看你的信。我能背下来泰戈尔诗集，也能背下来你写的每一封信。

    荒漠的风狼一样嚎。

    第二天风和日丽，天蓝如洗。她搭上了一辆过路的货车。司机是个很健谈的小伙子，踩上油门也打开了话匣子。小伙子说，这个养路站就像是他们跑长途车的司机的驿站，加油加水，填饱肚子。养路站就他一个人，他还学会了修车补胎。几千公里的路段，就他养护的这段路最好。在一个大拐弯处，司机停下车，提着一只袋子下了车。她伸头望去，路基的远处是一个低洼带，竟然有一片十几平方米的小菜地。菜地里的绿色格外养眼。怕菜苗被飞鸟或小动物侵害，菜地的四周插满了树干，树干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条，像是挂满了万国旗。司机把袋子里的土倒在菜地边，回到车上说，经常走这里的司机都知道给这块菜地带点土。这地方风沙大，就这一块是个避风的港湾。他每天都要骑车几十里来这里种菜浇水。我们司机每次经过这里都要鸣笛致意，我们把它称为大漠里的旗帜。那些布条上都写着一些字，有人说是诗，我也不懂。反正我记得其中一个上面写着，生如夏花。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的名字就叫夏花。

    她回到家，眼前总是飘舞着大漠里那五颜六色的旗帜。

    她又准备动身去看他，她带了一挎包土。她要告诉他，大漠里的旗帜下不该少了家乡的泥土。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你演奏吧

（保加利亚）兹德诺夫卡·伊芙提莫娃

    “别拿走我的单簧管，万科，求你了。”伊万说，“你还记得有一回我用这个单簧管为你的爸爸演奏吗？你爸爸的肋骨疼得要命，但我为他演奏了一曲之后，他的身子一下子就舒展开了，关节也能活动了。”伊万穿着一件磨破了的棉衣，手里紧紧攥着一支老旧的单簧管。这乐器已然历经沧桑，褪色的表面上到处都是划印。

    “你已经在我这儿赊了整整几个月的账了，伊万，”柜台后面的男人说，“到现在你连一毛钱都没有还给我。”

    这个男人身处在一个逼仄的房间里，算是咖啡馆、酒馆和便利店三合一的店堂吧。他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万科，把稻米、白糖和面包卖给村民就是他平日的营生。

    穿破棉衣的男人抚弄着单簧管黯淡无光的音键，“我会在你儿子的婚礼上免费演奏，我会在你所有表哥表弟堂姐堂妹的婚礼上免费演奏，我会在你族里所有老人的葬礼上免费演奏。别把我的单簧管拿走。我儿子这阵子正在学呢。他在街上听到什么调子，就能在这乐器上立刻摆弄出来。”

    “你不应该这么贪杯啊，伙计。为什么你不去意大利找份工作呢？你早就应该去赚钱。”酒馆老板说着就伸手去拿单簧管，“我儿子还小。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婚。”

    “那会儿你为你儿子搞了个生日聚会，我为他演奏，一毛钱没收，你老婆听得都哭了。”单簧管手伊万说，“还有，牙医把你那颗烂牙拔出来的时候，你没求我过来给你演奏吗？你的嘴肿得跟一个枕头似的，是我吹着小曲儿给你止了疼。”

    “你给我止了疼是因为我们一起喝醉了来着。”万科打断了他的话，“而且在你搞定这件事之前，你把我最好的一瓶白兰地给喝了。”酒馆老板嘟哝着，伸手去拿单簧管，“看看这个！它只配扔进垃圾堆。”酒馆老板一脸厌恶地摇着头。

    “你可以拿走……你愿意的话，我去把我的冰箱给你拿来？”

    “那冰箱本来就是我的，伙计。我把它扔出去，然后你去把它捡走了。我才不要那个见鬼的冰箱呢。”

    “那就把我们厨房里的桌子拿走吧。它几乎是全新的。你看怎么样？”伊万问，新的希望让他的嗓门也响了起来，“孩子现在正学着怎么吹单簧管呢。把这玩意儿从他手里拿走该是多遗憾的事情啊。兴许将来他能在大人物们的葬礼上演奏呢。如果孩子他妈看到孩子没有了单簧管，会把眼睛哭瞎了的。”

    “我可不会喝得烂醉如泥，如果我真的对我儿子能干上音乐这一行特别在意的话。如果我想要我的儿子能在大人物们的葬礼上演奏，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懒得要命呢，伙计。”

    “你不能把我的单簧管卖给任何人，万科。它有年头了。它是我爷爷的，这你知道。他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和希腊的雅典都用它演奏过。后来我爸爸在索菲亚用它为矿工们演奏过……”

    “没门儿。再说什么都没用。还有别的什么我能从你这儿拿走抵账呢？”酒馆老板喃喃抱怨道。

    “那我能在晚上过来吗？”伊万问，一边解开破棉衣的扣子，“我把单簧管从墙上拿下来，就演奏那么几分钟，就几分钟。”

    “你觉得我看上去像是疯了吗？你保准会把我的客人们吓跑的。”

    酒馆的门打开了，一个骨瘦如柴的羸弱男孩走进来，他的个头可比酒馆的柜台还矮呢。

    “有其父必有其子。”酒馆老板嘟哝着，“曼诺，去告诉你妈，我不能再赊账卖给她白糖了。你爸爸会把单簧管留在这儿，我会再给你们五天的面包。就这样。”

    男孩沉默了。他的视线沉到了地面上，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在身上的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些零钱、四个带着裂纹的玻璃球、一把弹弓和一块干净的手帕。

    “万科大叔，”男孩开口了，“把这些都收下吧。用这些东西够不够把爸爸的单簧管买回来呀？这是村里最好的一把弹弓了。”

    “没门儿，曼诺。回家去。”酒馆老板说着，挠了挠自己的脑袋。然后他给了男孩一块巧克力。“拿着这个，小家伙，回到你妈那儿去。这儿冷得透心凉。快跑吧，不然，你该要得重感冒了。”

    “让我用这单簧管演奏几分钟吧。”男孩说，“让我先演奏一会儿，然后我会把我们家的狗洛克斯带来。我把狗给你，你把我爸爸的单簧管给我。”

    酒馆老板把这破烂不堪的乐器交给男孩。“万科大叔，”他说，“如果你心里痛苦，不要怕。你听到我的演奏之后就不会再觉得痛苦了。我保证。”

    酒馆里很冷。刺骨的寒风在屋外咆哮，房间里弥漫着塑料、香烟和山毛榉的柴火半燃半熄的气味。

    静谧的音乐从老旧的单簧管里流淌出来：如此温柔的旋律，像是一个男人从漫长的病痛中恢复过来，像是一个孩子在街上发现了一把超棒的小折刀，像是你茶里的白糖块，像是你饥肠辘辘时的一碗豆子汤……这小家伙的单簧管吹奏个不停，直到村里最老的爷爷也一跃而起，和年轻女孩们一起跳起舞来。

    终于，这男孩停止了演奏，老旧的单簧管看上去又变得黯淡无光、遍体鳞伤，仿佛伊万的爸爸的手从没触摸过它。伊万的手也没触碰过它。

    酒馆老板不再瞪着柜台上的酒瓶子看了。“小子，”酒馆老板说，“拿上你的单簧管，一路跑回家去吧。告诉你妈，我会给你一个礼拜的面包。算在我账上！我请客！为什么你要演奏成这样呢，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