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送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外贸易较发达的时期。宋元统治者为了取得海外奇珍异宝并征收外贸税收以助国用，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朝贡”“官本船”为名的官方贸易，凡属官方贸易的货物，免交商税；另一种是民间贸易往来，主要港口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都设有专职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管理商舶，征收舶税，收买舶货。

——摘编自马珺《浅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文物骆驼并不常见，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西汉骆驼，没有任何装饰，比较写实。汉代的骆驼形象显得有些稚拙，特别是蹄子，与同时期塑像、画像上的马蹄无异，反倒与骆驼差距很大。在汉代动物塑像中，骆驼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和变化多样的姿态，显然与其他大量动物等同起来，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到了唐代，唐墓中随葬骆驼数量剧增，有些是作为一般动物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墓葬之中。北朝出现的驮载物品的骆驼到唐更为流行，驮载物品的内容更多，骆驼的两侧挂有货袋、丝束、免皮、长颈瓶、胡瓶、扁壶、织物、毛毯等等，有时还有死鸟和活的狗、猴子。这种造型选择无声地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生活状态。骆驼、货物及其人物的紧密结合，进一步附加、升华了它们的精神含义，使这组文物凝聚了人与自然抗争、艰苦创业的情怀。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

材料一   汉朝不仅农业有长足进步，手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纺织业尤其如此。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多半生产麻布、葛布、绢帛，产品部分自给；一些城市的手工作坊，从事大规模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汉朝向西域扩展是与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然而，张骞出使西域，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垦，把屯垦与成守合二为一。汉朝经营的地域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一带。著名的“河西四那”中的其中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

——整理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三版》

材料二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其始入华年代不详，据称在西汉哀帝时。东汉佛教已有一定的传播，当时就曾有帝王遣使至西域求佛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传播渐广，后秦有僧侣西行至天竺取经，历时十余年，由海道归至东晋。此后又有不少人西行取经。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国成为与印度并峙的世界佛学中心，一方面仍从印度输入理论，另一方面又成为东亚各国“求法”的目标。

——改编自张帆《中华古代简史(第二版)》

材料三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创办的主要企业一览表

——据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卷)》整理

材料一   鉴于匈奴时常侵扰西北边郡，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通过优厚条件吸引民众充实西北边疆。到公元前127年，“募民徒朔方十万口”。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西北边地设张掖、酒泉郡，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军屯戍边由此成为安置移民的一种主要方式。此外，政府还通过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迁降率于边郡等向西北边疆移民。这些政策既开发了边疆又保卫了边疆。

——摘编自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北人南迁基本概况简表

——摘编自林宪生、王钦《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国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