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船长！我的船长哟！

瓦尔特•惠特曼

啊， 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完成；

这船历尽风险，企求的目标已达成。

港口在望，钟声响，人们在欢欣。

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船----平稳，勇敢，坚定。

但是痛心啊！痛心！痛心！

瞧一滴滴鲜红的血！

甲板上躺着我的船长，

他到下去，冰冷，永别。

啊， 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倾听钟声；

起来吧，号角为您长鸣，旌旗为您高悬；

迎着您，多少花束花圈----候着您，千万人蜂拥岸边；

他们向您高呼，拥来挤去，仰起殷切的脸；

啊，船长！亲爱的父亲！

我的手臂托着您的头！

莫非是一场梦：在甲板上 　　您到下去，冰冷，永别。

我的船长不作声，嘴唇惨白，毫不动弹；

我的父亲没感到我的手臂，没有脉搏，没有遗言；

船舶抛锚停下，平安抵达；航程终了；

历经艰险返航，夺得胜利目标。

啊，岸上钟声齐鸣，啊，人们一片欢腾！

但是，我在甲板上，在船长身旁， 　　心悲切，步履沉重：

因为他倒下去，冰冷，永别。

绵绵土

牛  汉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的。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血缘关系似的向往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词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棱棱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故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1988年10月）

寻找恩人

韦名

    建涛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女儿的救命恩人，给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道声歉。

    女儿描述的救命恩人是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说话不卑不亢，眼睛不大不小，头发不长不短的中年男人。

    那天上午，事情太突然了：站在马路边等车的她发现一辆车疯了一样向自己狂奔过来。小嘴张得巨大的她，既说不出话，也挪不动身子，眼睁睁看着车子朝自己飞奔过来……就在车子要撞上她的刹那间，她被一个人扑倒在路边的绿化带上——疯狂的车子从女儿刚刚站着的地方呼啸而过。

    和女儿一起倒在绿化带上的中年男人扶起了脑子一片空白的女儿。女儿却站不稳，蹲在绿化带上，瑟瑟发抖。

    “没事了！”中年男人扶起女儿。

    惊魂未定的女儿终于抬起了头，看到了中年男人眉心间一颗黑闪闪的痣。女儿连一声谢谢也没说，只呆呆地望着沾了一身泥水的中年男人头也没回地消失在马路上。

    救了女儿一命，女儿却来不及对恩人道声谢，建涛心里不安，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亲口向恩人道谢！

    为了心中这一声谢，多少年，只要一有空，建涛就四处寻找恩人。

    这样的恩人，在芸芸众生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无异于稻仓中的一颗稻谷，找这样一个人，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执着的建涛却不言弃，一直在寻找恩人。

    在寻找恩人的过程中，建涛也做了很多和恩人一样的好事，成了别人嘴里的恩人。

    女儿就在建涛不断寻找恩人的日子里逐渐长大，成了別人的女人——尽管建涛心里不大乐意女儿嫁给一个罪犯的儿子，一直对女婿很冷淡，可看到女儿后来又拥有了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建涛认了。

    看到女儿的幸福，建涛寻找恩人的决心更加坚定。

    多年寻找未果。建涛不仅不放弃，还在家里亲自给恩人画像，画像眉心间有黑闪闪的痣。

    建涛画了一张又一张，画完就让女儿认，每一张画，女儿都说像又不像。

画到后来，建涛把中年恩人画成了老年恩人：皱纹加深了，头发变白了……当然，唯一不变的是眉心间的那颗痣。

    女儿说，除了那颗痣，父亲画的恩人怎么越看越像父亲自己。

    突然有一天，女儿告诉建涛，她想和男人带着女儿去遥远的地方看望从未谋面还在服刑的家公。

    建涛欣慰地点了点头。

    女儿一家去了遥远的地方，建涛继续画像寻找恩人。

    女儿从遥远的地方一回来，就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建涛，“爸！我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建涛一脸茫然。

    “恩人！”女儿说时，眼里闪着一丝亮光。

    “在哪？”建涛停下画像，盯着女儿。

    “在遥远的地方！”女儿眼里的那丝亮光不见了，“家公眉心间就长着那颗我永远忘不了的黑痣！”

    “……”建涛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

    “可他看着我们三个，听我激动地讲15年前的那一刻，始终不承认他曾救过我！”女儿有点灰心。

    “你确定？”建涛很久才回过神来。

    “爸，错不了，就是他。”女儿又激动起来，“可他为什么不承认这一切呢？”

    “谢谢你！”尽管亲家公和建涛画的像一点儿也不像，但一见面建涛还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深深地深深地给亲家公鞠了一躬。

    “谢谢你！”亲家公也深深地给建涛回了一鞠躬。

    建涛提醒亲家公：15年前的那天早上，一个人默默地沿着当时车少人稀的马路朝公安局走去……女儿就是那天那个时段在那段马路被一个眉心有痣的中年男人救起的！

    亲家公却一脸平静。

    “我女婿你儿子说，你那天出门的样子他永远忘不了！我女儿你儿媳说，你眉心间的黑痣她也永远忘不了！”

    亲家公静静地听着，轻轻摇了摇头。

    看着平静如水的亲家公，建涛没再继续说下去：来看望亲家公之前，他找到了当年接待亲家公自首的警官。警官说了一个细节，亲家公自首时衣服上一身泥水，十分狼狈。

    建涛又隔着厚厚的玻璃给亲家公深深鞠了个躬，离开了监狱会客室。

    建涛不再画像，却继续寻找恩人。

（有删改）

我的母亲

丰子恺

    ①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②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③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反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④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采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⑤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诚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⑥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⑦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⑧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二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岸边

朱以撒

    春潮带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这条从夹峙的两山间穿出的江流，越发显得急了起来。

    我坐在高高的岸上，闲看流水浮动着泡沫，捱搡着枯木朽株向前。没有航标的江流，它一以贯之的流动只是惯性的作用，或直前，或转弯，就看两岸的笔直或者弯曲。我不太愿意乘船外出，缘于不愿投身于激流的颠簸之中，在岸边的时光静止着，以不变观万变。

    自然之岸成形的巧妙非人工可比。常常是两边高耸的巨石相接，断岸千尺，江流无法逾越，这使许多巨石成为规划江流走向的标志。这些巨石是上苍安放停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听说的变与不变，就是从某一种物来证实的。岸正是不变之物。如同易变的一样，我看到了岸边的树林，那是一片杂树林，种类繁多，长相迥异。挺拔者接收了大量的阳光云霓，横撑者占据了大量的湿气，而更多的则是斜的、歪的，暮色中更暴露了随意和无人管束的野性。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已经不用这类杂树绿化了，树的品种明显得到了改良，种在两边街道，更不至东歪西倒。每过一段，有园林工人持电动剪刀前来，修剪伸出的枝桠。远远看去，是无数把一律朝天的乒乓球拍。这和岸边野生的形态，是一种极不相称的悖反生长规律。树的种植，原本就是为这个平庸无奇的城市增添天然之趣的，生机被不断地压抑着，如果观者在深夜被惊醒，一定心存惋惜——这些横生出来的原始生态，传递着自然气息的前锋，被刀斧手们扼杀了。

    分辨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差别，简易的办法，那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动的岸与永动的江流，启迪了人最原始的认识——动与静、行与止、存在与流逝。千百年间有过许多不动的东西，岸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这种无从飘流的物质，嵌在一个位置上，几乎就是永生。消耗极少，变化无多。可靠，就是由这种不动而生发出信赖。岸边坐定，坐享入眼的动荡之美而不须耗费自己的能量，即便多年之后，在许多江流由盛而竭，再也寻不到当年的簇拥之势，我们要寻找屹立不移之岸，还是轻而易举。

    暮色苍茫的岸上，可以眺望到遥远星星点点的灯火，只是耳边一片静寂。没有被人开发成景点的岸是寂寥清冷的。幽暗使岸变得绵长而朦胧，只有下面的江流在泛动着寒光，即将穿过灯红酒绿的都市。不可移易的岸，有点像一个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家族，最终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无声。爱品头论足的倒是那些外来者，夸张地比划着一些皮相的感受，好像他们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原委了。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躲着记者的镜头：“不讲不讲。”再说讲了也没用。这和岸的冷峻有相通之处。我们喜欢用长江大河来比喻某一种行进中的气势，同时包含这种气势下发出的咄咄逼人的煽动声响。人间有什么像江流这样，由涓滴而积聚，脱离岸的规划，变得动荡不安不可收拾呢？那就是记忆中各种典型的飞流激荡。潮水浸湿了每一个边角，触目的都是冲刷留下的伤痕。我们形容“泛滥”，说明已经无法捉控了。人被冲撞着，失去了站稳的根底，许多人性的本质也在这些潮水中翻开着，让人吃惊地看到绝然相反的部分。失去了秩序的日子除了让人不习惯之外，也打破了那些平民只想规矩木讷过好日子的美梦。当变动幅度远远超出他们具有的生活经验，于是茫然无措，甚至恐慌起来。我不喜欢“席卷”这个词，席卷意味着残酷的深度——没有谁可以幸免。许多良好的初衷，并没有因展开获得良好的结局，我的判断就是——在汹涌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变质的成分恣肆地膨胀起来了。

    许多的岸继续它的沉默和稳固，让许多的飘零过眼，成为虚无。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带着探险气味的举动刺激着我们的心灵。对此，我只是旁观，绝无仿效之意。从不动的长城上飞车的好手、从不动的雪山攀援的学生，有的就一去不回头了。没想到有人还在赞赏着这种精神，不痛惜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开裂。许多静止中观察的迹象表明，流动的确能引起关注和喝采，可是千万谨慎，生命宛如一件易碎的陶器，持抱不紧，比生命刚硬的东西四处皆是。

    我倾向的是，如岸一般静止不动中，它的美感更易持守久远。

（《岸边》有删改）

角峰上飘动的白云

吴小军

    十多年前，我曾在粤北一个山区支教。我支教的学校叫角峰小学。学校只有一幢一层两间的老房子，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从角峰最高峰往下看，它像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上绑着的一个灰色小盒子。弯的是山路，灰的是教室。稻子渐渐黄了的季节，这个小盒子就成了一阶一阶梯田上黄金拥簇着的幸福魔盒，孩子们笑声里的快乐总是不断地从盒子里溢出来，溢满角峰村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们的快乐感染着我。每天我都要哼着歌儿从借住的村长家出发，一蹦一跳地走过一片一片金黄之间那瘦瘦的绿色，踩着这诗一般曲折的田埂，听着虫鸣啾啾泉响叮咚走向教室。

    角峰小学是个小村子的麻雀学校，有三个低年级共十个孩子，就一个老师在教。村子是个自然村，离行政村有五六公里山路。村里的孩子要上高年级就要到行政村小学去。因为那里没有宿舍，大部分孩子上完三年级就不读了。要么在家干农活，要么随父母漂在城里。今天我给三年级的三个孩子上堂作文课，题目是《有意思的一天》。在说明写作要求后，我给了他们十五分钟时间。时间到了，我点名让他们起来念自己的作文。

    最高的孩子也最瘦，一双大眼睛写满了山村孩子的羞涩与腼腆。他小声地念自己的作文：“昨天，我去放牛。牛很听话，没有乱跑。这一天真有意思啊。”

    我表扬了他。然后叫起了第二个孩子。孩子有些胖，圆圆的小脸上红通通的，鼻头上还挂着细密的小汗珠。他扑闪着眼睛，大声地念道：“前天，我去放牛，牛很听话，吃得很饱，牛牛你快长大！”

    我笑了，小声说：“啊，又是放牛啊？”我知道村里的大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个年纪的乡村孩子，放牛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我点头示意孩子坐下，点名让第三个孩子站起来念她的作文。

    这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个头最小，她站起来“哇”地一声哭了：“老师，他们把我的作文写了！”我拿过她的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地写着两行字：“今天早上，我去放牛。我把牛绳拴在荔枝树上，让它吃草，然后我就来学校了。一路上刀子像金子，我数着金子到了学校。”

    我好奇地问：“一路上有刀子么？”男孩子们笑了。

    小女孩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此时是一片汪洋。她一边抽泣一边指着窗外金黄的稻田说：“就是有刀子啊。”

    我笑了，开心地说：“孩子，你的作文最棒！这是诗啊！”三个孩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招手让孩子们跟着我走出门外，站在教室前面，我指着那棵拴着牛的荔枝树问：“孩子们，现在，你们是这棵荔枝树了，请告诉我你会看到什么。”有说看到牛，有说看到山，有说看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我指着高高的角峰说：“现在，你们是高高的角峰了，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有说看到下山的路，有说看到远处的村子，有说看到山下的小河水流呀流。

    我指着高高的角峰上飘着的白云说：“现在，你们是天上自由的白云了，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一个孩子问：“是哪里都可以飘吗？”我认真地点点头。孩子们笑了。高个男孩说：“我看到了县城！”胖的男孩说：“我看到了大海！”

    我看着小女孩。小女孩哭了：“我看到了爸爸妈妈打工的鞋厂！”

    三个孩子都哭了。

    我搂着三个孩子，眼角也湿润了：“孩子们，把你们看到的写下来吧，你们就是白云，高高的角峰顶上飘动的白云！”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角峰，这一别就是十几年。一直到去年秋天，我陪摄影协会的朋友到那拍梯田才回到了村里。老村长好不容易才认出了我，他说：“那三个孩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现在都在外面工作哩。”他看看金黄稻田拥簇中的角峰小学，又说，“那个女孩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前段时间带了一帮人回来考察，说要回来搞乡村旅游，要将咱们这漂亮的角峰变成金山银山哩。”

（选自《惠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