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DG辱华事件，除了愤怒，我们还应思考些什么？

    将于11月21日晚举办的杜嘉班纳（DG）上海“The Great Show”时尚秀，因其设计师涉嫌在ins社交平台发表辱华言论而遭到网友的大幅抵制。与此同时，受邀参与本次大秀的中国明星、模特，先后发表声明拒绝出席。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DG官方迫于压力取消这次时尚秀。其实DG方此前公开的宣传视频由于带有辱华倾向，早已引起网友不满。在同系列广告中，其他国家的广告展现的是各自的特色和美好，而中国展现的却是丑化与尴尬，这样的表现方式令人无法接受。也许对于宣传视频，DG尚可以强行解释为因不了解对象国文化而弄巧成拙，而这次的公开辱华言论，DG方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

    《奢侈品之战》中曾提到：“在从事奢侈品这一社会性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保有道德。这既指尊重别人，也指尊重自己。正如我们看到并倡导的那样，奢侈品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民幸福感，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点上，DG就失败的彻彻底底。

    有些外国高奢品牌赚着国人的钱，却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与尊重当做儿戏，表面上高呼“热爱尊重中国文化”，潜意识里却带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中国的明显傲慢，我看到的不是品牌方的尊重与诚意，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消费者的轻视与鄙夷。明星发表拒绝出席活动的声明，有关组织义正词严的谴责DG方的辱华言论，民众义愤填膺集体表达“零容忍”的立场，这表明人们从上到下都已到达愤怒的极点。然而，当我们在一腔愤怒泻之于口后，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从巴黎世家到这次的DG，类似的事情不断重演。我们一次次愤怒，媒体一次次沸腾，接着愤怒又一次次被遗忘。让我们难过愤怒的，不应该仅仅是这些偏见歧视而已。

    有些品牌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假意的逢迎和今天的“歧视”不过就是一体两面，无论是假意逢迎还是被歧视，也许中国消费者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被所谓国际高奢尊重。既然如此，为何不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高奢品牌呢？也许拥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自信和底气去直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对我们傲慢偏见的眼光，就拥有了核心的品牌竞争力去展现泱泱大国的文化艺术魅力。

    奢侈品本身诞生于精妙的文化上，承载了艺术、享乐精神、梦想与人类的自我奖赏，其中亦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艺术作品的玄妙与精巧。可是为何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却没有像爱马仕、LV这样自己的世界级奢侈品牌？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将它充分的挖掘出来，也没有自豪地将文化以现代艺术和高奢品的方式呈现给世界。这种做法不是复制过去、重复历史，而是用现代的方式重现本土文化的精妙从而展现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魅力。

    只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拥有诞生于我们自己文化根基的奢侈品，它应是高于商业世界的、尊贵的东西，我们应从历史中找寻它的根基。到那时我们致敬的是真正的，根植于我们本土的艺术。那是徽宗的瘦金体，是八大山人的水木清华图，是黄公望，是顾恺之，也是吴道子。那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的延续，那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曾有过的美好发自内心的认同。

    我们不愿一次次的被别人误解，那些所谓的高奢品牌甚至不愿意深入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艺术，就重复这种“长辫子、红衣服”的廉价快餐印象来敷衍中国的消费者。我只希望中国能够一步步加强自我的文化自信，重新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结，到那时属于中国的高奢品牌必然会出现，那时的年轻人也会真的认同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奢侈品品牌观念。

（2018年11月21日《新京报》）

材料一：

按照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转变过程中，总有一段时期，劳动力人口数量比重增大，总抚养负担较轻，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机会即人口红利。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那么就可产生使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前提是经济社会决策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人口优势，经济社会决策则包括健康、教育、储蓄等一系列政策。对1965～1990年东亚的经济奇迹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人口动态变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4～1.9个百分点之间，即东亚经济奇迹约有1/3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

    人口红利可分解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长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沛、社会抚养负担较低的阶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成功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持续周期较长，但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第一次人口红利便逐渐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之后所带来老年人口的潜力。相比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暂时性，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转化为更优质、更长久的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相关因素。

（摘编自《人口年鉴》）

材料二：

    对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学者们说法不一：田雪原教授认为“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教授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的更早……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达到50%，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预计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4.7%，人口红利基本结束。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预计还有10来年，这就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前后，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期，如果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可能失去持续性。与此同时，到204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占总人口的22%，中国人口红利的短期时效性与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性矛盾十分突出。

（摘编自《商业时代：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三：

据美银美林的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菲律宾劳动人口将增加31.3%，达到7500万，马来西亚将增长18.7%，至2200万，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劳动人口要到2042年才达到顶峰。

    而随着劳动力产出和收入的提高，人口红利也将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费市场。外资受东盟地区人口红利的吸引，未来十年进入东盟的速度和规模预计将不断加快和扩大。人口红利有利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发展。

    东南亚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处于早期，而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2年首次下降，劳动力成本却在提高，制造业基地向东南亚地区流动的趋势开始显现。

    据越南《财政时报》报道，全球外资的走向正在从中国逐渐转移至东南亚。目前，全球约8%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东南亚，仅次于流入中国的外资。东盟国家的经济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已经赶上中国，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差异。

（摘编自《人民网-人口红利将托起东南亚经济》）

山水

李广田

    先生，你那些记山水的文章我都读过，我觉得那些都很好。但是我又很自然地有一个奇怪念头：我觉得我再也不愿意读你那些文字了，我疑惑那些文字都近于夸饰，而那些夸饰是会叫生长在平原上的孩子悲哀的。你为什么尽把你们的山水写得那样美好呢，难道你从来就不曾想到过，就是那些可爱的山水也自有不可爱的理由吗？我现在将以一个平原之子的心情来诉说你们的山水。在多山的地方行路不方便，崎岖坎坷，总不如平原上坦坦荡荡；住在山圈里的人很不容易望到天边，因为乱山遮住了你们的望眼；万里好景一望收，是只有生在平原上的人才有这等眼福；你们喜欢写帆，写桥，写浪花或涛声，但在我平原人看来，却还不如秋风禾黍或古道鞍马为更好看；而大车工东，恐怕也不是你们山水乡人所可听闻。此外似乎还应该有许多理。我原是要诉说平原人的悲哀呀，我读了你那些山水文章，我乃想起了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消磨过十数个春秋——我不能忘记那块平原的忧愁。

    我们那块平原上自然是无山无水，然而那块平原的子孙们是如何地喜欢一洼水，如何地喜欢一拳石啊。那里当然也有井泉，但必须是深及数丈之下才能用桔槔取得他们所需的清水，他们爱惜清水。孩子们巴不得落雨天，阴云漫漫，几个雨点已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滋润，一旦大雨滂沱，他们当然要乐得发狂。他们在凡有积水的地方作种种游戏，即使因而为父母所责骂，总觉得一点水对于他们的感情最温暖。有远远从水乡来卖鱼蟹的，他们就爱打听水乡的风物。有远远从山里来卖山果的，他们就爱探访山里有什么奇产。曾经去过远方的人回来惊讶道：“我见过山，我见过山，完全是石头，完全是石头。”于是听话的人在梦里画出自己的山峦。他们看见远天的奇云，便指点给孩子们说道：“看啊，看啊，那像山，那像山。”孩子们便望着那变幻的云彩而出神。平原的子孙对于远方山水真有些好想象，而他们的寂寞也正如平原之无边。

    自从我们的远祖来到这一方平原，在这里造起第一个村庄后，他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份寂寞。他们在这块地面上种树木，种菜蔬，种各色花草，种一切谷类，他们用种种方法装点这块地面。多少世代向下传延，平原上种遍了树木，种遍了花草，种遍了菜蔬和五谷，也造下了许多房屋和坟墓。但是他们那份寂寞却依然如故，他们常常想到些远方的风候，或者是远古的事物，那是梦想，也就是梦吧，因为他们仿佛在前生曾看见些美好的去处。他们想，为什么这块地方这么平平呢，为什么就没有一些高低呢。他们想以人力来改造他们的天地。

    你也许以为这块平原是非常广远的吧，不然，南去三百里，有一条小河，北去三百里，有一条大河，东至于海，西至于山，俱各三四百里，这便是我们这块平原的面积。这块地面实在并不算广漠，然而住在这平原中心的我们的祖先，却觉得这天地之大等于无限。我们的祖先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造他们的天地，于是他们就开始一件伟大的工程。农事之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凡是这平原上的男儿都是工程手，他们用锨，用锹，用刀，用铲，用凡可掘土的器具，南至小河，北至大河，中间绕过我们祖先所奠定的第一个村子，他们凿成了一道大川流。我们的祖先并不曾给我们留下记载，叫我们无法计算这工程所费的岁月。但有一个不很正确的数目写在平原之子的心里：或说三十年，或说四十年，或说共过了五十度春秋。先生，从此以后，我们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云烟。你还必须知道，那时代我们的祖先都很勤苦，男耕耘，女蚕织；所以都得饱食暖衣，平安度日，他们还有余裕想到别些事情，有余裕使感情上知道缺乏些什么东西。他们既已有了河流，这当然还不如你文章中写的那么好看，但总算有了流水，然而我们的祖先仍是觉得不够满好，他们还需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

    一道活水既已流过这平原上第一个村庄之东，我们的祖先就又在村庄的西边起始第二件工程。他们用大车，用小车，用担子，用一切可以盛土的东西，运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他们用先前开河的勤苦来工作，要掘得深，要掘得宽，要挖掘出来的土都运到村庄的西面。他们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自然村西已聚起了一座十几丈的高山。然而这座山完全是土的，于是他们远去西方，采来西山之石，又到南国，移来南山之木，把一座土山装点得峰峦秀拔，嘉树成林。年长日久，山中梁木柴薪，均不可胜用，珍禽异兽，亦时来栖止，农事有暇，我们的祖先还乐得扶老提幼，携酒登临。南海北海，亦自鱼鳖蕃殖，频藻繁多，夜观渔舟火，日听采莲歌。先生，你看我们的祖先曾过了怎样的好生活呢。

    我离开那平原已经有好多岁月了，我绕着那块平原转了好些圈子。时间使我这游人变老，我却相信那块平原还该是依然当初。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荡荡，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无奇，依然是村落，树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马驰驱。你也许会问我：祖先的工程就没有一点影子，远古的山水就没有一点痕迹吗？当然有的，不然这山水的故事又怎能传到现在，又怎能使后人相信呢。这使我忆起我的孩提之时，我跟随着老祖父到我们的村西——这村子就是这平原上第一个村子，我那老祖父像在梦里似的，指点着深深埋在土里而只露出了顶尖的一块黑色岩石，说道“这就是老祖宗的山头。”又走到村南村北，见两块稍稍低下的地方，就指点给我说道：“这就是老祖宗的海子。”村庄东面自然也有一条比较低下的去处，当然那就是祖宗的河流。我在那块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

材料一：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16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从1040万辆攀升至1.9亿辆，自行车的保有量却从6.7亿辆，急剧下降至3.3亿辆。汽车成为代步工具的同时，给城市交通和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居民的出行成本急剧上升。而随着2016年共享单车的出现，在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问题的同时，也在全国掀起了绿色出行、健身骑行的新风潮。

    摩拜提供的数据显示，共享单车的出现，直接使黑摩的的出行次数减少了53%。根据基于摩拜用户的问卷调查，共享单车出现前，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为40余单，司机日收入约200元人民币，共享单车出现后，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下降到十几单，有70%的黑摩的司机转行。

    专家认为，“共享单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正逐渐替代“家用汽车+步行+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快速发展中的共享单车正改善着我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模式，也对我国交通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董城、李笑萌《共享单车缓解城市交通出行难问题》）

材料二：

    调查显示，被访者对共享单车投放后运营管理维护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7.8%和9.3%；有35.0%的被访者希望加大投入，解决投放后的运营和维护。在使用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中，“车辆有破损”问题最突出，主要表现在：刹车失灵、车胎没气、掉链子、车把或车座损坏等方面，有72.2%的被访者遇到过这种情形，其中有25.4%的被访者把它排在问题首位。

    有58.4%的被访者在早晚高峰期间有过寻车困难的经历，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三位，其中，有19.4%的被访者认为这个问题最严重。

    针对使用者素质问题，有70.5%的被访者遇到过车辆遭恶意损坏，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二位，其中，有40.9%的被访者认为这是首要问题。

    许多被访者认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十分严重。还有部分被访者反映使用者随意将共享单车停放在人行道或盲道上，甚至直接将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这些行为不但破坏了市容市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出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摘编自王海亮《四成人每天至少骑一次共享单车》）

材料三：

    没有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出行难题；有了共享单车，交通秩序问题又惹人烦。“我国从‘自行车王国’转而进入汽车社会后，自行车的行车与停车空间被小汽车大量侵占，骑车出行的连续性、舒适性大打折扣。”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说。共享单车登陆、抢滩，短短一年，全国已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考虑到仍有不少大城市的远郊区县及中小城市尚未普及，规模增势一时恐难削减。目前，不少单车平台都建立了信用积分体系。如果有些市民总是不文明骑行，那么在注册时使用的信息可能被锁定拉入“黑名单”，不允许使用共享单车。专家建议，可以将其与政府主导的“信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互联互通，以实现数据共享和奖惩联动。

（摘编自刘志强《共享单车，如何骑得又稳又远？》）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