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学课本里鲁迅先生的文章，让我认识了那位在咸亨酒店里以几粒苗下酒的孔乙己。且莫言他的潦倒和窘迫，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那似乎永远也脱不下的长衫。孔乙己无疑是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透过他那破旧的长衫，我们窥见的是那个时代的无奈与守旧，是那种既不愿意承认窘境又执意恰守“清高”的心态。这，不得不让我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怜悯，其间夹杂些许困惑。

    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虽不见了孔乙己的长衫，但类似的人却远没绝迹。虽说一些人不再身着那灰布长衫，但在他们名牌服饰的里面还固执地罩着那件脱不下的无形的“长衫”。

    ③很显然，这“长衫”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它禁锢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妨碍了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解放，使一些人的视野不能开阔，目光流于短浅。在现实生活中，何曾不见这“长衫”一如影子似地制约和束缚着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倡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在一些人眼里，这只是一句书面的口号，一些文字材料上的“添加剂”。这些人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处处为自己考虑，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把解放思想当作装点门面的饰物。

    ④毕竟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必须迅即脱下那陈旧的“长衫”，做一个健步如飞的先行者，做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弄潮儿。遗憾的是。那些”长衫者”对瞬息万变一日千里前形势无动于在，依旧我行我素。沉浸于往日的陈规陋习之中，甚至连承认那件长衫存在的勇气都没有。只要我们认真搜寻和思索一下周围的人和事，就不难发现，这该死的“长衫”还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仍然存在着那不死的身影。我们到底是以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辱？    

     ⑤孔乙己的时代早已消失。往昔渐去渐远，思想常虑常新。只要触及到关于思想关于观念的问题，我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孔乙己那件灰布长衫。这互不关联的东西所引发的思考，一直萦系于心。可以断言，彻底脱下“长衫”之日，便是时代进步之时。

《大风》

莫言

       我家后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胶河，沿着高高的河堤向东北方向走七里左右路，就到了一片方圆数千亩的荒草甸子。每年夏天，爷爷都在那儿割草。我爷爷的镰刀磨得快，割草技术高，割下来的草干净，不拖泥带水。

       最早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剖草，是刚过了七岁生日不久的一天。堤顶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路的两边长满野草，行人的脚压迫得它们很瑟缩，但依然是生气勃勃的。爷爷的步子轻悄悄的，走得不紧不慢，听不到脚步声。田野里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刚秀出的高粱穗儿，很结实的谷子尾巴，都在雾中时隐时现。河堤上的绿草叶儿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珠儿，微微颤抖着，对我打着招呼。

       田野里很寂静，爷爷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

       一杆枪杀败了天下好汉

       一碗酒消解了三代的冤情

       一文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

       坦荡荡的旷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爷爷悲壮苍凉的歌声。听着歌声，我感到陡然间长大了不少，童年似乎就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

       他带着我去找老茅草。老茅草含水少，干得快，牲口也爱吃。爷爷提着一把大镰刀，我提着一柄小镰刀，在一片茅草前蹲下来。“看我怎么割。”爷爷示范给我看。他并不认真教我，比画了几下子就低头割他的草去了。他割草的姿势很美，动作富有节奏。我试着割了几下，很累，厌烦了，扔下镰刀，追鸟捉蚂蚱去了。

       不知何时，天上布满了大块的黑云。

       我帮着爷爷把草装上车，小车像座小山包一样。大堤弯弯曲曲，刚走出里把路，黑云就把太阳完全遮住了，天地之间没有了界限。我竟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回头看爷爷，爷爷的脸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河堤下的庄稼叶子忽然动了起来，但没有声音。河里也有平滑的波浪涌起，同样没有声音。很高很远的地方似乎传来了世上没有的声音，天地之间变成紫色，还有扑鼻的干草气息、野蒿子的苦味和野菊花幽幽的香气。

       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圆柱飞速旋转着，向我们逼过来，紧接着传来沉闷如雷鸣的呼噜声。

       “爷爷，那是什么？”

       “风。”

       爷爷淡淡地说，“使劲拉车吧，孩子。”说着，他弯下了腰。我们钻进了风里，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堤下的庄稼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齐倒伏下去。

       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风把车上半干不湿的茅草揪出来，扬起来，小车在哆嗦。爷爷的双腿开始颤抖了，汗水从他背上流下来。

       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河里通红通红，像流动着冷冷的铁水。庄稼慢慢地直起腰。爷爷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

       我高呼着：“爷爷，风过去了。”

       他慢慢地放下车子，费劲地直起腰，我看到他的手指都蜷曲着不能伸直了。

       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全卷走了，不、还有一棵草夹在车粱的榫缝里．我把那棵草举着给爷爷看，一根普通的老茅草，也不知是红色还是绿色。

       “爷爷，就剩下一棵草了。”我有点懊丧地说．

       “天黑了，走吧。”爷爷说着，弯腰推起了小车。

       我举着那棵草，跟着爷爷走了一会儿，就把它随手扔在堤下淡黄色的暮色中了。

对一只蝴蝶的关怀

李汉荣

    ①初夏的一个上午，我去河边散步，看见河湾的岸边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神情紧张专注，好像在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轻轻走近他们，才看见他们正在营救一只在水面上盘旋挣扎着的花蝴蝶。那蝴蝶也许翅膀受伤了，跌入水中又使翅膀过于沉重而无法飞行。小男孩将一枝柳条伸向水面，但柳条太短，小女孩又折了一枝柳条，解下自己的红头绳将两根柳条接起来，终于够着那只蝴蝶了，然而它仍然不配合，不知道赶快爬上这小小“生命线”。小女孩急忙摘下头上的蝴蝶形发卡，系在柳条的一端，让小男孩投向水面的蝴蝶附近，示意它：这是你的同伴来搭救你了，你不认识我们，你总该认识你的同伴吧。果然，那弱小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缓缓地挨近这一只“蝴蝶”，缓缓地爬上这只“蝴蝶”结实的翅膀，小男孩慢慢地将柳条移向岸边，蝴蝶终于上岸了，两个孩子快乐得又说又笑起来。

    ②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两个孩子又商量起了这只蝴蝶今后的生活。他们小心地把蝴蝶放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正开放着的一丛野蔷薇花上，让它一边晒太阳，一边汲取花蜜。但是，他们仍觉得这种安排不到家，他们担心贪嘴的鸟啄食了这需要安静疗养的可怜蝴蝶，就采了几片树叶搭起一个简易的绿色“避难所”，将蝴蝶护在里面。他们相信，待它安静休息一些时候，伤口愈合，体力恢复，它就能重新飞舞在春天的原野上。

    ③今天上午我本来是不准备出门的，想待在家里读书或写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是出门了。多亏我走出了门，在书本之外，我读到了春天最纯洁、最生动的情节。在我小小的文字之外、在生硬的键盘之外，两个孩子和那只蝴蝶、那片水湾，组合成真正满含温情和诗意的意象。在我的思路之外，孩子们的思路才真正通向春天深处，通向万物深处，通向心灵深处。

    ④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许多。我觉得我的善心比孩子们淡漠得多也少得多，或许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利益、脸面、尊严，而对其他生命和生灵的生存处境及他（它）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太关心，即使关心，也不是感同身受和倾力相助，即使关心了，也并非完全不求回报。总之，我觉得，仅就善良、纯洁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言，我们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日俱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人性中的“水土流失”也会逐渐加剧，内心的河流渐渐变得混浊，泥沙俱下。细想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人性的好水土流失了，纯真情怀少了，实用理性多了，率真少了，算计多了，在这一多一少的增减过程里，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就渐渐出现轻度或重度的“荒漠化”了。由这样荒漠化的人组成的人群和社会，岂不是大沙漠？那时不时呼啸着扑面而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的，莫不是人性和人心的沙尘暴？

    ⑤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是这个早晨的天使。他们对一只蝴蝶的同情、对事物的爱，是真正出自善良的天性和纯洁的内心。除了爱，他们没有别的动机，爱在爱中满足了。不求回报的爱，才是大爱 、真爱。不求回报的爱，也许才会获得事物本身乃至整个大自然更丰厚的回报。

（选自《读者》2016年第3期，有删改）

等鱼断气

    清明时节有微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父亲。他这辈子对母亲是没说的。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父亲多方打听求诊，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而且鱼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黑市买来鲫鱼马上操作，按每碗鱼汤100克鱼计算，剖200克鲜鱼熬约30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时值冬令，鲫鱼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

    天已擦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翁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说：“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吴语：你)!蹲了两个钟头伊港(吴语：竟然)!”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翁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吴语：资格老、经验足)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吴语：快不行了)!”

    日子久了，他还蹲出了经验，并授我心法：背脊黑黑的鲫鱼，不要去蹲守，有得辰光可拖了。只有濒死之鱼，身上鳞片才会越来越黄、越来越白，及时一蹲，可以少吃多少西北风!

    但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发高烧到40℃。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簧，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作者：胡展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