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船歌

蒙福森

    张德贵是抚河镇的把船老大，水性甚好，人称“浪里白条张顺”。他胆色一流，技术更是一流。在整个抚河镇的船工中，无人能及。他从13岁开始，就跟着他的老爹在抚河上行船，不到30岁就开始掌舵。几十年虽风雨坎坷，却一直都顺顺当当，从来没有失过手。 抚河镇因河而得名，站在抚河镇最高处的望江楼上远眺抚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流过抚河镇。

    抚河从西向东，一泻千里，波涛滚滚，直至苍梧。抚河发源于猫儿山山脉，水流一路平缓，江面宽阔。然而至抚河镇时，水道突然变得弯曲，怪石嶙峋，两岸悬崖峭壁，杂树丛生，飞鸟鸣叫，猿猴嬉戏。 过了抚河镇不远，就是一个险滩，叫乱石滩。乱石滩水情复杂，滩险浪急，江水轰鸣，漩流咆哮声似鬼哭狼号，斯时要攻上险滩谈何容易！非要请抚河镇的船工不可，否则，外地人不知水情，十有八九翻船，葬身此地。

    张德贵和他的伙伴们，接了工，在望江楼要了一坛白酒、几盘猪头肉，吃饱喝足，一抹嘴，一甩上衣，奔江边去了。张德贵把舵，指挥他的兄弟们，下船的、拉缆的，把船缆挂上肩头、把竹篙顶在肩上，扎紧脚步，开始过滩了。张德贵一声令下，大伙齐心协力把船向着滩面攻上去，这时，船工们的号子如轰雷般吼出来——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那声音，悠扬动听，铿锵有力，在山崖间回荡着；那声音，充满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富有韵味……喊着一个号子，可过险滩几丈。 过了乱石滩，前面江面宽阔，一马平川，水流骤然变得平缓，老板递过钱给张德贵，道一声“辛苦啦！”，张德贵回一声“一路平安”，回去兄弟们分了钱，这档攻滩就算完美结束了。

    张德贵的老婆在镇上开了个裁缝店，两口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空闲时，张德贵在望江楼和兄弟们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在家逗逗孩子，教孩子念几个字。过几年，他们就可以入学念书了。

    日子就像抚河里的水，昼夜不停地奔流着。转眼，就到了1943年。 这年春天，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破了抚河镇几百年来的宁静。一队队日本兵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抚河镇。

    抚河镇的望江楼成了鬼子的司令部。鬼子以抚河镇为据点，四处烧杀淫掠，抢劫了大量的粮食，然后装到船上，准备运往前线。

    鬼子占用了老百姓的帆船来运粮，可他们不敢过乱石滩。

    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鬼子来到张德贵家——他们要张德贵和他的兄弟们帮他们运粮过乱石滩。

    张德贵断然拒绝。

    鬼子军官嗖的一声拔出军刀，架在张德贵的脖子上。张德贵冷冷地坐着，面不改色。鬼子军官恼羞成怒，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眼珠一转，放下刀，带人走了。他们抓走了张德贵的老婆孩子，撂下话来：“哪天答应为皇军效力，哪天就放人！”

    张德贵像困兽般焦躁不已，想了很久，终于，他到望江楼，跟鬼子说：“愿意替皇军效力。”

    鬼子放了人。当天晚上，张德贵把老婆孩子交给他的徒弟赵小雷，让他连夜送他们去乡下避风头。第二天，晨曦初露，江水苍茫，张德贵和他的十几个兄弟，像每次过乱石滩一样，有序分工，把运粮船带过乱石滩。张德贵的几个徒弟像往常一样，要一起上船，张德贵不让，他一个人跟着鬼子上了船。这一次，张德贵没有能够把运粮船带过险滩，在最危险的地方，运粮船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船沉没了。满满一大船大米和押运的十几名鬼子，连同张德贵一起，瞬间，就沉没在波涛汹涌的抚河中，再也不见踪影…… 船沉下去的那一刻，张德贵的兄弟们的号子声猛然如雷声般吼出来——“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两岸围观的老百姓不禁流下眼泪，那抚河上的船歌，铿锵有力，在山崖间久久地回荡着……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6期，有删改）

药砚

练建安

    阳光朗照，河头城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

    石钵头赤裸脊背，噔噔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皮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挪秤砣报数：“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操起两把剔骨尖刀，咔咔磨擦，笑骂：“黄疸后生！”

    墟镇巷道，湿漉漉的，水气淋漓。此时悠悠然走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他迈着方步在猪肉摊边踱了三二个来回，瞧瞧，点点头，似笑非笑。

    石钵头认得此人，是个老童生。传说是满腹诗书，考到胡子花白，连一个秀才也没捞着。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百万的架势，石钵头扭头噗地吐出了一口浓痰。

    华昌驻足停步，收起折扇，倒转扇柄指点，问：“前蹄，几多钱啊？”石钵头利刀游走剔骨，沙沙响。“老弟，几多钱？”华昌再问。石钵头说：“现钱，不赊账。”华昌说：“你这后生哥啊，好没道理，咋就说俺要赊账呢？”

    石钵头说：“搞笑嘴！”华昌在衣兜里摸索良久，拍出了一把制钱。石钵头将制钱收拢、叠好，放在案板前沿，说：“钱你拿走，莫挡俺做生意。”华昌说：“无怨无仇，做嘛介不卖？”石钵头斫下猪蹄，说：“看好了，可是这副？”华昌点头。石钵头抓起猪蹄，猛地往后抛入汀江，说：“俺要敬孝龙王爷。不行么？”华昌拣起制钱，一声不吭地走了。身后传来阵阵哄笑声。

    半个月后，华昌带着几个破蒙童子江岸踏青，歇息于城东风雨亭。彼时，石钵头正惬意地嚼吃着亭间售卖的糠酥花生。一扬手，花生壳撒落遍地。石钵头说：“咦，巧了，今天倒有八副猪蹄，老先生有现钱么？”华昌面无表情，牵着童子匆匆离去。走不远，就听到石钵头的两个伙计阴阳怪气地高唱一首当地歌谣：“先生教俺一本书，俺教先生打野猪。野猪逐过河，逐去先生背驼驼……”

    后来，他们还遇过几次。石钵头迎面昂首阔步，华昌就背向闪在路边。有一次，看到石钵头从远处走来，华昌竟绕上田塍，避开了他。

    华昌是邻县武邑山子背人。山子背距河头城七八铺远。他那蒙馆设在张家大宗祠里。

    夜晚，细雨濛濛，倒春寒风吹动西厢房窗棂。昏黄油灯下，华昌翻阅旧日诗稿。当他读到“学书学剑两不成”时，不由得悲从中来。

    嗒，嗒嗒。有轻微的叩门声。没错，是叩门声。开门，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李半仙。奇香扑鼻。李半仙拎着一副卤猪蹄，笑眯眯地看着他。

    转眼到了仲夏。这个午日，童子早散学了。华昌困倦欲睡。宗祠内，闯入了一个莽汉。定睛一看，却是石钵头。

    石钵头拎着一副肥硕猪蹄，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华昌轻摇折扇，说：“得非有辱斯文乎？”石钵头懵懵懂懂。华昌合上折扇，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石钵头愕然。华昌站起，迈方步，七八个来回，用了大白话：“有嘛介求俺？直说吧。”石钵头苦着脸，说：“俺老娘瘫了。李半仙的药方，求您老给半块端砚，做药引子。”华昌坐下，说：“奇了怪了，这端砚何处无有？为何要俺给你？”石钵头说：“李半仙说了，定要半块阿婆坑的端砚，甲子年中秋日戌时月圆蓄墨的。百砚斋掌柜的说，那时日，方圆几百里，只有您老先生买了一块。”“哦。”华昌说，“桌上有。识字么？”石钵头苦笑：“开过蒙，又被先生赶回家啦……略识几个字。”华昌微闭双眼，说：“自家看，可要看清喽。”

    石钵头抓过端砚。长九寸，宽五寸，厚二寸一分，份量颇重。抬起，勾头看去，砚底刻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甲子年中秋日戌时练华昌购置于河头城百砚斋。”石钵头认得时日数字，说：“就是这块，就是这块！”说着，掏出一锭约摸五两重的银子。华昌正色道：“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不收钱。”

    石钵头嗫嚅不知所措了。华昌自言自语：“李半仙？这个李半仙搞嘛介名堂？”石钵头急了：“老先生，俺……俺……”华昌举手截止，说：“后生哥，半块，何谓半块？就不能有丝毫差错，分得来么？”石钵头额上冒出冷汗，说：“刀斧斫开？”华昌笑了：“何须如此麻烦。”

    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

    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

（原载《天池》2016年第6期）

自杀请按1

[澳大利亚]巴里•罗森伯格

    “喂，警察吗？”

    “请问，哪一位？”

    “我要自杀，姓名还重要吗？”

    “自杀请按1，遭袭击请按2，其他请按3。”

    “什么？”

    “自杀请按1，遭袭击……”

    “好的，好的！听见了。我就按1。”道格狂暴地拨着手机号码。

    “喂，警察吗？是自杀部门吗？”

    “请问，哪位？”

    “什么？刚才接听电话的就是你啊！”

    “哦，是的，自杀请按1。”道格瞪着手机，“你的意思是我无论拨哪个号，都会打到你这里来？”

    “是的。”

    “为什么？”

    “这是我们档案管理的需要。”

    “你们的档案！我就要跳崖自杀了，你却只管谈什么你们的档案！”

    “谢谢你能理解我们，先生。那么，请问你叫什么？”

    “我的名字？我就要跳崖了，我的名字有什么用？”

    “很抱歉，先生。档案需要名字。”

    “档案！档案！”道格跺着脚，一块岩石落下了山崖，道格急忙退了几步，嘟嘟囔囔地说：“道格，道格·伍德。”

“谢谢。”对方愉快地说道，“是队伍的‘伍’，还是武装的‘武’？”

    道格叹了口气说：“够了，我马上就要跳下去了，但愿能跳到你头上。”

    “你要跳到我头上？哦，不，先生。我可不想让你跳到我头上。你的地址，先生？”

    “地址？填入档案？”道格高声叫起来。“九重霄，天堂，如何？对，就是那儿，家在天堂。”道格蹙起眉头。“不，地狱，我住在地狱。”

    “地狱的门牌号是多少，先生？”

    “还要门牌号！”

    “对不起，我不过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那么，先生，你的真实地址是什么？”

    道格盯着翻滚的波涛。“阳光海岸，情侣崖。”

    “阳光海岸？阳光海岸？对了，在这儿。情侣崖？情侣崖？找不到，我找不到它。你的四周有些什么？”

    情绪低落的道格变得暴躁起来。“不知道情侣崖？你不可能在阳光海岸？你在哪里？布里斯班？悉尼？”

    “很抱歉，先生，不过，我不能告诉你。”

    “那就点点头。”道格咆哮道，“墨尔本？珀斯？达尔文？”突然，机子里咔哒响了一声，道格发出一阵狂笑。“你在印度，是吧？我的电话被转到了孟买电讯中心了。你甚至不是警察或者什么都不是。”

    “我是。”对方威严地说。

    “说得太对了。”道格快速说道。“你什么都是。操任何口音，干任何职业，是任何性别。那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口音究竟是哪个地方的？”

    “确切地说，”对方说道，“我在浦那市，名叫哥文达。”

    “浦那！那个小破地方。”

    “浦那可不是个小地方，先生。”

    “你离开了孟买，跑在死亡公路上吧！”

    “我们的人可都是驾车高手，先生。”

    “当然。”

    “也许，除了在雨季。”

    “你们的车手跟你们的板球队员一个样。”

    “我们的板球队员，先生，”哥文达冷冷地说道，“始终是世界一流的。”

    “是啊，当然。你是说像戴尔·察帕蒂那样的一流板球手？可是他连个姑娘都击不倒。”

    “先生，”哥文达一字一字地说，“你是要自己跳下去还是让别人把你推下去？”

    “哦，是呀，推人落崖请按4。印度队连一支由11个关节炎患者组成的板球队都打不败。”

    “如果我们采取澳大利亚打法就能取胜。”

    “是啊，直接射门？”

    “不，直接贿赂。”

    “你说什么？”

    “因为澳大利亚只有出更大的贿赂金才能取胜。”

    “你……什么？你……你竟敢？我这就飞到浦那，把你的鼻子一拳打进嗓子眼里。”

    “你？谁是11人队员呢？跳崖前有11人呢，还是跳崖后仍有11人？”

    “跳崖？跳崖？谁说过跳崖的事了？我要去找个工作，存些钱，然后揍你个蒙头转向。”

    “拨000，然后按1。”

    “不！决不！决不！”

    道格关上手机。算了，玛丽走就走了吧，他能面对这件事。是这样吧？他放弃了工作，但可以把工作找回来。不过，要羞辱欧斯板球队？没门！他犯不着跳崖。他要跟那支厚颜无耻的冒牌板球队较量一番。

    道格扬起头大步离开了山崖，这时，哥文达警官在一辆没有警察标记的车里通过双目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他拨了一个号码。一个在情侣崖脚下的警察接听了电话。“把网收起来。”哥文达说，“心理医生说得对，交流疗法的确有效。”

（选自《译林》2006年第2期，略有改动）

有声电影

老舍

    二姐还没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嗒嗒之声特别响亮而已。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才想开开眼。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

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总算顺当。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更重要。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反正巷外有的是洋车，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多一个铜子不给。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过去搀着二姥姥，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

    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不能进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地“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还不能忘了谦恭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好容易一齐坐下，可是糖还没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人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有删改)

    隔着积雪的道地望进去，堂前有些晦暗。近檐处，亮晶晶的冰棱底下，一个瘦颀的老头正身伏在几上。远远地能看见他的手指上下移动着，好像在净心一顾地拨着算盘珠。

    介绍人朝我做手势，俩人就噤声立在油冻的石门槛外。

    搁在几上的是一块长条的板，乌漆墨黑，又肉沉沉泛着光亮。声音就是从板上发出来的，叮一声咚一声，无心搭脏，却每一记都不含糊。不能说不好听，却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个好听法。

    那个人就是曾先生，那块板就是曾先生的琴——晦庵。

    曾先生刚刚从上海越剧院退休回乡，因为需要有个人照顾起居，兜三转四的，就找到了我。在这之前，经人介绍我曾去上海做过几年保姆，城里总归不习惯，就又跑回了乡下。

    曾先生收声立起。介绍人上前招呼，又急出乎拉说了我的不少好话。曾先生只问我怎么称呼，就定下来了。

    第二日一早我去上班。果然，曾先生又在老地方拨他的算盘珠了。走到门槛脚跟时，我有点犯难，好比戏文里林妹妹初进大观园，不知这一步该跨不该跨。曾先生在里面喊，进来吧。我轻手轻脚走过，他又续了一句，你忙你的，不用做忌我。说这话时，他的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一双细细长长的手顾自拨弄着丝弦。

    我里里外外忙碌时，曾先生坐在道地里晒日头看书。

    日头挪一挪，藤椅就跟着挪一挪。

    等壁壁角角都清理干净，已到黄昏。我就问曾先生晏饭趣吃什么，曾先生说随便；我说灶间需要添不少东西，就扳着指头一件件跟曾先生讲。才扳到第二个指头，曾先生把我打断了，你看着买吧。

    曾先生放下书本站起来，口气更和缓一些：以后屋里缺什么，该需该用，你都直接添置吧，不用跟我商量。

    临近月尾，曾先生就会把工钱放到堂前的八仙桌上。

    钞票是装在信壳里的。一个右下角印着“上海越剧院”的黄色信壳。曾先生真是不怕麻烦。曾先生确实不怕麻烦。每次弹完琴，他都会把琴装入那只茄皮色的锦囊，小心翼翼放到搁度上，然后再在下一遍弹的时候取出来。有一次，曾先生笑眯眯地指着锦囊问我，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我当然不晓得。曾先生又笑眯眯地跟我说，人都得穿衣服是不是？琴也一样。所以这个就叫琴衣。我顺嘴回对了一句，既然是衣裳，那曾先生为什么冬冷夏热的都给它穿同一件啊？曾先生呆了呆，然后哈哈大笑，连连夸我驳得好。接着正色讲道，礼只是一种仪式，心里有，意思到便好。比如节头年尾我们拜天地祭祖宗，也只是一份心意，还能当真计较下饭够不够丰盛，祖宗大人老酒有没有管饱？

    曾先生每日弹琴，但有定规。一般都是早饭前弹一阵，夜饭后弹一阵。听得多，我也能辨出来了。今日空腹弹的是《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和《阳关三叠》，昨日夜里奏的是《渔歌》《忆故人》，还有《普庵咒》。我说《普庵咒》好听，曾先生说，那我再弹给你听。他就调调息又从头开始弹了。曾先生有心，我这样讲过后，每日夜头就都能听到《普庵咒》了。

    有时候曾先生白天也抚琴，只是声音时有反复，疙里疙瘩不成调。那是曾先生在打谱。什么叫打谱？曾先生又耐耐心心讲我听，所谓打谱，就是按照琴谱还原出琴曲的过程。琴人需要反复弹奏，揣摩曲情，直至句逗清晰，音乐流畅，结构完整，力求再现原曲的本来面貌。“大曲三年，小曲三月。”打谱时最需琢磨和费时费力的是琴曲的节奏安排。因为减字谱记录的弦位和指法一清二楚，但节奏却是粗疏的，大模光景的，有很大的伸缩空间。那么标准的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没人知道，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这是减字谱的缺陷，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嗯，确实，我一个外行人听听也蛮有趣的。

（节选自斯继东《禁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