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并于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4年9月，郑哲敏从纽约乘船离美，辗转欧洲，1955年2月回到祖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随后参加钱学森创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1月，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同年，他还作为助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全国力学学科规划的制订。后来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这一切，深深影响到郑哲敏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1984年2月，郑哲敏还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科研生涯的最早期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水轮机叶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后来因为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非线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

    他提醒说，当科学家并不像大家看上去的那么美。“科研有突破的那一刻很快乐，但是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在一遍又一遍的错误中寻求突破，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中总结创新。”

    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特别是政策压力很大，现在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不能沉下心来，必然影响到他们开展科学研究和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烦躁、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水下高速航行体的流固耦合力学问题、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耄耋之年的郑哲敏接受采访时一直面带微笑，笑容里还不时透出些孩童般的调皮与无邪。他身边的同事称，微笑与乐观也许就是郑老健康长寿的秘诀。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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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

詹媛

    赵忠贤 1964 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除去搞国防任务的五年，一直从事超导研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高温超导体。

    超导现象最子由一位荷兰科学家于1911年发现，指某些材料在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的现象。“假如超导现象能在常温下实现，远程超高压输电将没有损耗，能节省很大电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说，医疗中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其核心部件就用超导磁体。

    在探索十余年后，赵忠贤迎来了第一个科研高峰﹣﹣1987年2月，他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他也成为首次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成果在1989 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随后，低谷不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赵忠贤与国内的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赵忠贤带领其团队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这项研究又为他赢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他本人则在2015年被授予国际超导领域的重要奖项一 Matthias奖。

    在跌宕起伏之间，赵忠贤对“初心”的追逐从未变过，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经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符，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选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国‘高温超导’的年轻一代，不用像我一样坚持 40 年，。给他们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更有影响的成果。

    2017年1月9日，赵忠贤，这位在“高温超导”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谈到中国超导的未来，他寄望很高。

（选自詹嫒（一辈子都在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耶鲁村官”秦玥飞

    2011年，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是出人意料地到湖南衡山县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一位国外名校的毕业生，怎么会想到回农村当村官？在一些公共场合，常有人会向秦玥飞抛出这一疑问。

    “我选择回国服务农村是很自然的事。”秦玥飞坦言，一百多年前，耶鲁大学就有一批身怀家国情怀的中国留学生，如工程师詹天佑、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祖国，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帮助国家发展，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

    这对秦玥飞的触动非常大。他说，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农村，希望本科所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能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寻找属于他的一片天地。

    风俗习惯、语言沟通、人际关系，对于秦玥飞而言，这是他初来乍到必须面对的挑战。

    贺家山村上岗首日洗澡的故事令秦玥飞至今记忆犹新。对于他早上洗澡的举动，当地乡政府的人和村民感觉很稀奇，之后他再也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穿，短靴也换成了解放鞋。

    为了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抽烟的秦玥飞还学着当地人的模样，在耳朵上夹一根烟，“这样可以更亲近村民”。

    到贺家乡贺家山村时，秦玥飞担任村主任助理。他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共为村里筹集上百万元资金和资源，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3年间，他带领着村民修水渠，硬化村路，引进信息化教学设备……

    2014年8月，在贺家山村服务期满后，秦玥飞放弃提拔机会，转至距离贺家山村30多公里的福田铺乡白云村继续做村官。

    在这里，秦玥飞一改之前“输血”的模式，因地制宜，用“造血”来带动村民进行产业扶贫，建设乡村。

    调任白云村任第一书记后，他做了大量调研和数据收集，总结了以前的经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光投钱不行，还得有产业。

    白云村有许多油茶林，过去农民榨出的山茶油不经提纯，每斤只能卖到五六十元。去年10月，秦玥飞成立了衡山白云深处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外地专业油茶深加工厂家合作，生产茶油护肤、护发等产品，附加值大大增强，40余户村民被吸引入社。

    白云村村民汤潜辉去年10月交了4000多元现金加入了该合作社。他说，农村没有别的收入，村庄历来种植油茶树，有了合作社的统一包装销售，相信一定能做起来。

    汤潜辉非常看好这种造血式的产业模式。他说，与贺家山村相比，他更倾向于搞项目，“因为这是长期的，所有村民都能受益，即便秦玥飞离开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大学的中国同学发起“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

    “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即每年资助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贫困乡村，并为入选的“乡村创客”提供强劲的薪资福利、专业培训，以及多元的就业选择，让有志青年能够安心地去服务农村，改善乡村面貌。

    秦玥飞介绍，乡村创客在两年服务期内，将带领贫困户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产业，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开展“互联网+乡村”等项目，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复制推广。”秦玥飞说。

    据悉，首批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30名毕业生，经过任前培训后，已在去年9月份前往湖南、江西、山东等地15个贫困乡村，结合精准扶贫开展工作。

    “今年有更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创客加入‘黑土麦田’计划，能够让‘造血’模式更好地传播推广。”秦玥飞说。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秦玥飞：君子通大道；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词

②秦玥飞，男，1985年出生于重庆，2005年高中毕业后，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2011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回国后甘当一名普通村官，被村民亲昵地称为“耶鲁哥”。

﹣﹣百度百科

③乡村幅员辽阔，有众多的人口，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存在改进的空间，是年轻人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去那儿建设。

我必须得了解我自己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了解他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我要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去改变，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秦玥飞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