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读书家庭。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国学功底很深。1917年夏天，父亲投考北京大学。那一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北大高年级学生出版了《新潮》杂志，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有影响的刊物。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给予父亲他们极大支持。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商定5月7日联合市民游行抗议。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去天安门集合游行。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5月26日，父亲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和四个北大应届毕业生得到蔡校长的推荐和企业家穆藕初基金的资助，出国留学。在美、英、德、法等国深造了六年，父亲回国。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10月12日新学年开学时，校园中除了新校长外，新生中首次出现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在内）遭到解聘，却进来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课程被取消，中国课门数增多；本国和外籍教职员之间待遇及居住条件的差别得到改正；权力大过于教授的职员地位和人数也重新调整。

    父亲说：“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父亲为清华求才的苦心，从毛子水根据何基鸿（清华法学教授）转述的一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志希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开南开的。蒋先生不答应，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父亲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

    1929年4月，父亲和教授会代表冯友兰联袂出席清华大学董事会议，坚持立场，对抗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把持的董事会，在校中发动废除董事会的舆论。父亲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表示不挠的决心。当局终于在6月下令取消基金会，改由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辖。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到任之初，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9年12月25日，父亲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我抚着他柔软尚温的手，生离死别，像是梦幻，却又无情地逼真！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大陆故乡。

（摘编自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1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 （百度百科）2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朱自清、张子高、翁文灏、华罗庚等等，多达数十人。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

（摘自赵映林《罗家伦于清华大学的开拓之功》）

宫崎骏：留下的都是梦

宋石男

    当宫崎骏讲述梦境的时候，就连废弃壁炉里的灰烬也会重燃。但就在9月初，这个72岁的白胡子老人、日本动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造梦师宣布不再造梦，隐退江湖——龙猫踯躅彷徨，狸猫放声痛哭，千与千寻返乡，移动城堡驻足，幽灵公主成绝响，世间再无风之谷。

    作为一个很出色的故事创作人，宫崎骏很自然地便能把心中的故事告诉大家，这种才华使他成为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导演，他的动画如同造梦，众多的幽灵，会走动的城堡，会飞的拖把、小人等等，像魔法一样令人欲罢不能。每个人的梦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把它讲出来，就像宫崎骏做到的那样。

    在许多人看来，宫崎骏的谢幕并不完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风起了》由梦幻叙事转向现实析述，冒犯甚至伤害了他的追随者。有评论人认为：“这是一个讲述明治维新以来，为了追赶西方而拼命富国强兵，结果国未富兵未强，破绽百出的故事。”媒体用“威尼斯电影节宫崎骏颗粒无收”一类的标题暗示这位动漫之神在退休之际已经跌下云端，却完全不顾他曾获奥斯卡动画长片奖并拒绝领奖的往事。事实上，宫崎骏压根儿就不在意名利场上的事情。不久前东京争取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宫崎骏被日本各界认为是制作东京奥运会宣传片的第一人选，但他直接回应说：“我不会为那些人制作影片。”

    事实上，《风起了》与以往的动画不同，没有魔法没有童话，而更像一个缓缓流淌着叙述的纪录片，但它美丽温暖矛盾悲哀并充溢着宫崎骏永远的主题——梦想。还记得崛越二郎的那句话，“我只是想设计出优美的飞机”。“这部电影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是宫崎骏对《风起了》的唯一解释，而这句话几乎可以适用于他的每一部作品。

    在全球动画界兴起用电脑作画的年代，宫崎骏坚持“老掉牙”的手绘方式。他的手绘，简单清新，适合回忆，就如枕头适合瞌睡、星空适合眼睛。水彩水粉的感觉用来描画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森林、田园，真是妙不可言，而晕染方式也很能烘托出饱含深情的色彩。记得看《红发安妮》，当安妮走过樱花林时，樱花如云，扑面而来，落英满地。虽然没有画出每一朵花，但层层叠叠的色彩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繁花似锦的景象，唯美得宛如梦境。

    清新之外，宫崎骏又总喜欢加上工业时代的痕迹。形形色色的飞行器、喘气的烟囱、炽热的锅炉……宫崎骏痛恨工业对自然、对习俗的破坏，骨子里却又摆脱不了工业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从事飞机制造方面的工作，他工作后也曾赴苏格兰等地煤矿参观，这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他不少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场景都有些西化，却用非常传统的水彩画来表现；而有些作品如《千与千寻》的场景是传统日本风格，却又似有油画的感觉。不论画法如何，总有一种情愫，让人怀旧思乡。

    在过去数十年里，站在乡村与山林，宫崎骏抵抗工业的侵略，意图保留那些固有的东西——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地理与生态，又随时准备接受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的宿命。宫崎骏曾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终有一天会毁在人类自己手中。在某种意义上，宫崎骏是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包括：对现实的强调，对技术手段的迷恋，政制对德性的垄断，自负理性对自然秩序的压倒性胜利，世俗自治对神灵的渎慢……宫崎骏大声反对这一切，却又身坠其中。

    除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宫崎骏的作品还传达出浓浓的人文关怀，首先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上。宫崎骏创作的影片背景的画风始终是清新浪漫的，总有一种能让人想要回归自然的感觉，尤其是影片中出现的天空背景，给人以广阔无垠的感觉，使人不禁生出一种遐想，似乎想要到那背景中去寻找远离城市污浊空气的清新，去感受自然之美。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动物植物之灵，则体现了众生平等敬畏自然之心。《幽灵公主》可以理解为由于森林的消失而引起的来自神的报复，《风之谷》意在说明人与自然是既斗争又共生的状态。但宫崎骏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有人与自身的关系，他的影片大都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那些积极的性格向人们暗示：在学习博爱与宽容的勇敢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会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千与千寻》胆小瘦弱却很有爱心的千寻，《风起了》“唯有努力试着生存”的崛越二郎，《悬崖上的金鱼姬》“生在这世上，真好”的波妞……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发自生命根源的真善美，展现出的人类顽强的生命热情与人性的自然流露，作者视之为人类存在的希望。

    如今，那些美好的作品他已经画完，那些美好的仗他也已经打完。现在，造梦大师谢幕，但梦不会谢幕。宫崎骏的离去，让每一个热爱他的孩子都感到酸楚，而这酸楚，在将来必定会融入回忆，与甜蜜合体。宫崎骏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如何想象未来，都要勇敢面对，凭着孩子时代的信念，凭着梦想出发的起点。最后，像他一样放手去梦吧，尽管梦有其伪装，有时也单调易碎，但它，犹如风吹着的童话，仍是这个世界美丽的惟一证明。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8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游侠李白

    李白的生命是由西域移植到大唐版图的。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宇宙——天地间只有逆旅和过客。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笔。吾亦坦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传说中他曾手刃数人。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此游侠行径。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将，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有这份超乎功利之上的痴情，就是一位真正的游侠了。即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无赖的游侠脾气也不会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待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鲁仲连功成却拒绝平原君赏赐给他的富贵功名，因而取得了不仰视权贵，进而折服权贵的资格。李白大呼要功名，要富贵，要酒，要女人，要朋友，却仍然要求权贵与平交，不得小看他。这个李白呀，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妄想！

    在喀什、若羌、阿勒泰、伊犁这些西域城市之间跋涉，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都给我有力的震撼，几十个世纪以来，这片广袤的大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游牧者后裔的单纯与猛烈。昆仑山、天山、阿勒泰山，像横亘中亚细亚的三架竖琴，将咚咚的马蹄声传递到最遥远的地方。骑士们贲张的血脉不理会任何荒凉。成吉思汗的马队从塔尔马哈台从伊犁河从阿勒泰山掠向中原，将浩瀚的里海变成内陆湖。多么凶蛮单纯而强烈的节奏啊。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可真是大手笔啊。李白从另一个方向来了，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他为他精神的马队。他不在意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大笔横扫，狂飚突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粹，令所有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沿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下子飞扬起来。

    游侠李白飒沓而来，他的双脚和诗生动了大唐山水。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他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提醒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