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

材料二  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材料三  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以上材料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请回答：

材料 ： 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只有靠强权的统治者依据透明、客观的法律来实施奖惩，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统治者自身就是法律的主人。因此，尽管儒家和法家都信奉社会铁序，但是前者提倡自律，家庭和国家要遵循传统的礼制，而后者相信依靠严刑峻法才能确保实现最终的和平。

法家的“法”不仅意指法律，还有方法和程序的含义。最初的法家就承认法律与统治术是有区别的，后者指的是权力的行使。因此统治手段不仅决定了法律的权威或者公信力，还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因此统治社会的权威或者法律源自于术，即行使权力的方法论。韩非子综合整理了他对于统治术的领悟，认为国家统治者与其下属的官像阶层存在利益冲突，而官僚阶层又统治人民大众。因此王道依赖于“势”，即王者的神秘力量。王者能够超然、不偏不倚地通过官僚阶层创立社会秩序与稳定。

法家的悲剧在于秦朝残酷无情地奉行了法家思想，而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导致法家思想无法再成为主流。其后的汉朝在正式场合拒绝法家思想，独尊儒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发现法家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有用。因此，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外儒内法”。统治者不仅要怀柔，也要使用铁腕。

——摘编自沈联涛《外儒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