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李扬

    对于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来说，今年是格外忙碌而又令人喜悦的一年。年初，汇聚了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厚重博雅；5月，规模宏大的“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诗文与书画共美，花卉与山水竞秀；十月，先生荣膺首次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荣誉是表彰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此时此刻，家乡无锡为冯先生筹备了3年之久的“冯其庸学术馆”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12月9日，这个收藏着冯先生最为珍贵的手稿、书画、文物的学术馆将与世人见面。

    求道之路，腹有书诗气自馥。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北乡前洲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靠的是一边种地，一边刻苦自学。其间，又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尝黍离之悲。“那时我的读书环境，就是种地，放羊，躲日本鬼子。”冯老回忆道。小学5年级失学后，在战乱的苦难中，他醉心于读书、写字和画画，在种地之余，沉醉其中。没钱买书，他东借西借，不论小说戏曲、唐诗宋词，或论、孟、左、史，只要能借到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到深夜，早晨下田地前也要读，从地里回来，泥腿没洗净就进屋看书”，冯先生忆道。如此3年自学下来，他竟读了许多书，有的甚至能背诵。“《浮生六记》对我后来写文章影响很深，它的文笔太漂亮了，还有晚明小品，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史震林《西青笔记》《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我的文章力求清通、潇洒，就是受晚明小品的影响。

    他忆起20岁那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拜识了山水画家诸健秋，诸先生特许他入画室观其作画，还说“看就是学”。自此，冯其庸在诸先生画室观摩半年，由此略知山水画之门径。

    1946年春，他考入无锡国专。冯先生说，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得遇许多名师指点，周谷城讲授中国通史，童书业讲授秦汉史，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朱东润讲《史记》、《杜诗》，刘诗荪讲《红楼梦》，冯振心讲授文字学等，这一切使他眼界胸襟大开，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广为人知，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色书籍公开展览，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随后，冯其庸先生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冯先生语气中难掩这一发现带给他的兴奋。

    1977年6月，冯先生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在书中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巧的是，这番话恰好是写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与中央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吻合。

    实证求真，看尽龟兹十万峰。

    冯其庸先生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冯其庸先生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游历，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从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玄奘精神在今天的复兴。

    李白凤1914年3月出生于成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1925年，李白凤进入天津扶轮中学读书。不久他又随长兄来到青岛，在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凤因参加学潮运动，加上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非议时局，被勒令退学。当时青岛有个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他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不少进步书籍，还认识了常来书店看书的臧克家、崔嵬、于黑丁等文化人士。1934年李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师从林庚。戴望舒1936年10月创办了《新诗》杂志，李白凤在上面发表不少作品引起诗坛注目，并与施蛰存、戴望舒、吴奔星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李白凤一度靠写诗文为生。李白凤的夫人后来在书中写道：“1941年初秋，白凤离开南宁来到桂林这一大后方的文化名城……使他的文艺创作更贴近火热的抗日斗争。”在桂林，李白凤结交了端木蕻良、田汉、安娥、尹瘦石、陈迩冬等文化界名流，又经端木蕻良的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柳亚子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此时的李白凤满腔热情地搞起文艺创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6年6月，李白凤来到上海暂居柳亚子家中，后在朋友介绍下到财政局工作并找到住处。当年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工作之余全力以赴搞文艺创作。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多发表在《诗创造》《新诗》《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由于上海物价飞涨，李白凤曾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挂牌为人治印来补贴生活。

    1949年夏季，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李白凤拒绝了本家侄子送来的去台湾的船票。李蓉裳记得李白凤当时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能走啊！”1950年，李白凤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支援东北建设。

    佟培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7年春夏之交，在高校“大鸣大放”中，李白凤贴出《长歌当哭》一组18首七律，受到批判。佟培基教授从一个文件盒中拿出一份1957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的一篇李白凤的文章《给诗人们的公开信》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当年8月李先生被错划为“极右派”，隔离审查后于1958年被送往西华县农场劳教。1963年4月李白凤劳改期满，失职居家，只靠夫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回家再开始读书、练书法。佟培基教授说，李白凤走遍开封的古旧书肆，寻搜南明野史笔记约97种，深夜挑灯相互校勘比对，渐渐草成《小腆纪年校补》《明史校补》《张苍水集笺注》等。这个时候他和施蛰存又开始了通信，两人探讨学问，互通有无。

    1966年夏，“文革”冲击到了开封，“破四旧”的时候，李白凤苦心收集的书籍、资料被红卫兵拉出4车全部焚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白凤仍然不坠青云之志，他刻制一方“十年不制衣”的石印用以自勉。

    1969年，青年佟培基在桑凡先生的介绍下认识了李白凤。佟培基教授说，李先生平易近人，那种高雅的气质和文人风骨让人心存敬意。孙作云先生曾说：“像白凤先生这样的人还如此醉心于学术事业，足使当今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者耻。”

    1978年春天，李白凤被平反。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于当年8月18日病逝于开封。

（摘编自刘海永《诗剑平生任我行，困顿流离栖汴京》）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他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带领华为从一个仅有两万元注册资本的企业，一跃成为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时之间，低调、神秘、土狼……各种名号不断地加在任正非的身上，他始终不予回应。于是，一些人对他产生了种种猜想，说他神秘兮兮，说他自身有缺陷，说他和华为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说他清高，说他简单粗暴，说他不近人情……不管是诽谤，还是赞扬，他都无动于衷。走自己的路，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爱立信、思科等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对手。”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则是：“他(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懈的动力来源。任正非创办公司之初，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潦倒，衣食堪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每天工作长达15～20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苦恼的迹象，风花雪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跟他们全然无关。在他们强毅的精神世界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辉煌理想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是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华为本身成为最好的例证。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以凑来的2万多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当时，除了任正非，谁也没有想到，这家诞生在破旧厂房里的小公司，即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

    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此时，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空白，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华为的所有资金投入到研制自有技术之中。此次孤注一掷没有叫他失望——华为研制出了C&C08交换机，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与之类似，前景十分可观。这个自主研制的策略，让华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最终奠定了华为适度领先的技术基础。

1995年，任正非以自己独特的战略眼光，开始带领华为走向海外市场。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1999年，华为在海外形成规模，并建立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2009年，华为收入近1500亿元，其中有76%来自海外；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从2008年的11.5%上升至14.2%，趋近龙头老大爱立信的20.8%。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由于业务及财务上的稳健成长，已经与诺西、阿朗等传统对手拉开了距离。

    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运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35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在海外设立了20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及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设立了研发机构，通过跨文化团队合作，实施全球异步研发战略。

    创新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任正非对这一点有深刻而清醒的认知和把握。2008年华为提交了1737项PCT国际申请专利，超过第二大国际申请专利大户松下的1729项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的1551项，至2008年12月底，华为累计申请专利35773件。华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也在不断上升，华为加入了83个国际标准组织。在参与诸多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中，仅2008年，华为提交了4100多项提案，并就光纤传输、接入网络、下一代网络光纤等领域，提交了1300多项提案，在核心网络、业务运用和无线电接入领域提出了2800多项提案。

    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是企事业成长的保障和灵魂。1998年3月，在任正非的强力推动下，华为推出了《华为基本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中最完备、最规范的一部企业基本法。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华为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正非和华为这一充满传奇的成功，发生在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中。这些经历无疑开始激励一批有雄心的企事业投资研发，并借此角逐于强敌环伺的全球市场的信心。

    任正非，拥有一个经历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顶峰，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物、看人都有了别样的视野。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都曾坐过那个沙发。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可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生文集》中文版。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13日，有删节）

                   传记文本阅读之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

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来源于传者、传主和其他人三个方面。把握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应从文本中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以及相关评论入手，分析带有作者爱憎情感态度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概括文中议论或评论的文字，揣摩作者的感情倾向，从而了解传主的思想立场、政治主张或艺术观点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这类作品写得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

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