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度比唐代更趋成熟，集中反映在科举考试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上，如殿试制度的确立，以及与考试有关的各种办法的制订和实施。宋真宗咸平中，凡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设立誊录院，即每份试卷命“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排列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宋真宗还下诏，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当时这种回避之法，不仅亲戚，而且门客也回避。此外，宋代对应试多次的士子，特赐各种出身，以防止“不得志者”心生怨恨。 

——摘编自姚培锋、齐陈骏《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材料二  在实行文官制度前，英国实行恩赐制，官员的任免决定于国王的意志。1621年，著名学者罗伯特·伯顿在其广受赞誉的《忧郁的剖析》中颂扬中国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行政官员，以讽刺英国的政治现实，推动自己国家的政治改革。1733年3月号《绅士杂志》说：“所有的著作家都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在治国之术方面超过所有的民族，……官爵不是世袭的，……官员是一年一度在中国大城市中选拔出来的。” 政治新闻记者优斯塔斯·布格尔， 著名外交家、作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等人在《伦敦指南》、 《伦敦杂志》、《工匠》和《雾都杂志》上都用中国的准则、箴言和习惯做法来攻击执政者， 提出中国根据学识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值得效仿的。这促使科举制度对英国国家政治产生持久影响。

——摘编自施忠连《科举考试与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情境下独有的制度创造。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有着自身特殊的演进动因。公务员制度是为了改革完善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实现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科学化目的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亟待政府作出回应。制度内在张力广泛存在于制度建立、运行和变革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就公务员制度来说，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环节和内容存在衔接不充分的情况，这会导致公务员制度中的部分管理措施执行不畅，限制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功能发挥，难以达到公务员制度理想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公务员自身的职业需求也是公务员制度变革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自身的需求从侧重保障维度转向侧重发展维度。

——摘编自苏立宁、江余《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变迁历程、演进特征与动因》

材料一  由于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不再属于中央和地方长官，而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负责，这些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大都由世家担任，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不看才德，主要看出身门第，他们甚至根据族谱决定取舍，而对寒门庶族则百般挑剔，拒之门外，以至使官僚队伍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摘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代中书省与门下省共掌中枢决策，号称两省，又合称北省。为了避免决策过程的失误，唐代两省还设有一批谏官，他们是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和拾遗，“左”隶中书省，“右”隶门下省。唐代尚书省位于长安皇城中央纵横南北的承天门街东侧，中书、门下二省之南，故别称南省、南宫。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这里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制为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三

                          元朝形势图(1330年)

材料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田子茂出生于山西忻州一普通农家，幼“颍异于群儿”“稍长则便能武事”。神宗元年年间（1078～1085），先为保甲体制下的保丁，后赴京应试，“天子临轩试之，中第一”，得以“补三班差使”。哲宗绍圣二年（1095）前后，先后担任泾源路第四将队将、鄌延路经略司准备差使等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受改革派吕惠卿之案牵连，一度入狱，后无罪释放，被任命为“绥德军暖泉寒主”。徽宗崇宁四年（1105），在宋军收复银州（今陕西榆林南）战事中立有军功。徽宗政和四年（1114）去世，享年56岁。

田子茂的生平是宋代某些历史场景的再现。从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