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语言文字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号系统，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秦汉时期，汉字形成统一的书写规范。官学、书院、私塾大都使用汉语，科举考试亦然。北魏孝文帝改革将汉语作为“正音”。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后，很快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语言也受到汉语影响。

——摘编自《汉字发展史纲要》

材料二：“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新青年》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

材料三：“汉字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籍……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国家了。”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西汉建立初年，汉文帝、汉景帝重视总结秦朝灭亡教训，认为继续沿用这四种残害肢体的肉刑（黥刑、劓刑、斩左趾、斩右趾），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儿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并指出肉刑一旦受之，“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汉文帝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不德”，遂下令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死刑“弃市”。但是这些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随后，汉景帝在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44年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不过此种刑罚制度的弊端在于只留下最上的死刑和底部的笞刑……由此造成对犯罪事实的量刑困难。

——摘编自田琳《西汉初年的刑制改革》

材料：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它们国土小、人口寡…它们的领袖，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广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在服，而是向心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然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不应专凭自己的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够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相关史实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鸦片战争后，在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清王朝推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列举了乡镇“自治事务”，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善举(救贫事业、育婴等)、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这既减轻了朝廷负担，又赢得士绅的支持。然而真正重要的国家赋税、行政、司法、警政等核心权力，仍严格把控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乡镇自治机构插手。晚清时期，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重新设计自我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接受民主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阵营靠拢。

一一摘编一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