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 世界各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交流、碰撞，有时表现为激烈的状态，有时表现为平和的状态。早在明朝以前，中外文化就有了交流、碰撞。

材料二 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材料三 儒家的“知天命”推动了古代的天文观察和天文学研究；天文历法的研究离不开数学，因而儒学把数学列为“六艺”之一，由此激发了很多儒生对数学的研究；儒家以“仁”为核心，于是以治病救人的医学为“仁道”，主张“不为良相，但为良医”；儒家认为治国要以农为本，对农学的重视乃是其题中之意。其次，儒学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如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苟求其故”，对于古代科学家开拓研究思路，探寻事物规律具有深远影响。

——摘自王永星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