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内阁大学士无定额。永乐年间有七人，宣德年间有十四人，万历年间有二十人，崇祯年间有五十人。明代内阁无属官。然而清代的内阁制就有不同；清代内阁大学士的名额，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为四员，到了乾隆十三年以后，才规定满汉学士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或一员或二员，非有缺不可递补。至于内阁官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中书舍人、典籍，其下又分设十二个小机构，为国家行政中枢，远较明代内阁组织庞大。这也导致清代内阁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

材料二：明太祖创设殿阁大学士之始，仅令其侍左右，备顾问，并不知与国政。迨仁、宣之世，创设票旨制度之后，大学士已参预政事，其后又有首辅、次辅之分，票拟仅决于首辅一人。然清则刚好相反，清内阁制成于康熙时代，然此时便有翰林院分去内阁一部分的职掌，因翰林院的职务亦为掌制诰以备顾问的机关。至雍正时，为对西北用兵而另设军机处，参掌机密，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明清两代的内阁制度比较》

材料一：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