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季节

苏童

挂在门楣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很像是雨声。真的下雨了，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在我家门前织起一张网，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像是风声了。祖母坐在门槛上，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汇在石硌路上，匆匆忙忙地流走了。

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便对灶边烧火的母亲说：“凤英子，今天我要走了。”

但次年春夏时节，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

“这水里有小青蛇，我看见过。”祖母说。“你不怕吗?”我看见祖母踩在一片暗水中。“小青蛇不咬人。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白羊湖的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有一次她俯视着那个影子，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站在湖水里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她说她没有眼花，那确确实实就是我祖父。“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她一笑起来脸上便苍老了许多，那种笑是又凄凉又欣慰的。我记得祖母的头发就是那个春天白的。她常常一个人到湖边去，去很长时间。有一片芦苇的叶子差不多让她劈光了。她赤着脚站在冷冷的湖水里，俯视着水面，说她又看见了老家伙的脸，湖上下网的人看见我祖母在水里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哭的，都说她的眼睛也许真看见了什么。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他跟我这么大的时候，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没有人去劝阻她。祖母年近古稀但并不糊涂，直到去世没干过一件糊涂事。

“小蛇儿从前最能吃粽子，一顿能吃八个。”有一天村西的老寿爷踱过我家门前，看见了门楣上一捆捆的粽叶，这样对我父母亲说。

父母亲一个编竹篓，一个劈柴，他们对老寿爷笑着，没有说什么。

我祖父也死于秋天。死于异乡异地一个叫石码头的地方。许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喊我祖母“小蛇儿家里的”。

有一年老寿爷跟着贩米船溯水而上，来到湖北一个码头上，遇见了我祖父。他正在码头的石阶上为一个瞎女人操琴卖唱。在异乡见到村里的熟人，祖父并不激动。他抛下瞎女人和围观的人群，跟着老寿爷上了贩米船。他帮着村里人把船上的米袋卸完，拉着老寿爷进了一家小酒店。就是那次我祖父酒后还吃了八只粽子。

“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满村跑了。”老寿爷说。

“不回去。”祖父喝白干喝得满脸通红，摇着头说，“出来了就不回去了。”大家都站在东去的船上向他挥手。看见祖父一动不动站在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身边滚动着浓浓的晨雾。那地方多雾。

去年秋天不是好季节，那没完没了的雨就下得不寻常。我祖母坐在门槛上凝视门楣上的旧粽叶，那些粽叶在风雨中摇摇晃晃。祖母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向每一个走过家门的村里人微笑，目光里也飘满了连绵的雨丝。从白羊湖的黄沙滩传来了潮声，她在那阵潮声中不安起来，屏息静气，枯黄的脸上泛起了不祥的潮红。

“活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母亲对串门的亲戚说。串门的亲戚也这么说。那天父母亲去田里收山芋了。雨还在下，门前的石硌路上静静的，半天没有人经过。我看见祖母倚着木板门闭上眼睛，脸上的表情神秘而悠远。我过去轻轻摇了一下她瘦弱的身子，她没动，我紧张地喘着粗气，突然她微笑了，眼睛却仍然紧闭着。“我没死。你这傻孩子。”她说。

秋天下最后一场大雨的时候，我母亲从箱子里找出了祖母的老衣，那是我祖母几年前自己缝的，颜色像太阳一样又红又亮。我见过村里几个死去的老人，他们身上最后一件衣服都挑选了鲜亮的颜色，那大概是有道理的。母亲把红色的老衣挂在她房里，光线黯淡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母亲说是为了镇邪。红颜色能镇邪，后来我母亲打开了祖母常年锁着的一只黑漆木盒，木盒里空空的，我母亲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急忙走到后门去。

“没有了。”母亲对编竹篓的父亲说。

“什么没有了?”“那块金锁。”母亲说，“我嫁过来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又不想要她的，她干什么藏起来呢?”

我父亲沉默了一阵子，来到祖母身边，轻轻地把她从昏睡中唤醒。“娘，你的金锁呢?”

“没了，早没了。”祖母那会儿依然清醒，她定定地看着父亲的脸。“娘，我们不要，让你老带走的。”母亲说。“我不带走，死了还带金锁干什么?”祖母说完真切地微笑了一下，那是她一辈子最后一次微笑。笑得那样神秘，让人永远难忘。我父母亲凝视着她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面容。愣怔了半天，等着她告诉什么。但是祖母闭上眼睛了，不再说话，微笑也渐渐消退。父亲站在那儿，忽然浑身不可遏止地颤抖起来，他朝母亲背上推了一把，沙哑着嗓子说：“走吧。”

他们两个踮着脚尖，轻轻地离开。祖母在连绵不绝的雨声中继续着她的梦境。我祖母清贫了一辈子，没有留给家里任何值钱的物件，连唯一的金锁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只有一捆一捆的旧粽叶还挂在我家的门楣上，沙沙沙地响。

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羊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羊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祖母的坟在白羊湖边。坟上长着一株娇黄的迎春。没有青草，青草还没有长出来。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一把斧头的记忆

赵明山

①改变我命运的人叫储国恩，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新县大队的大队长。他个子不高，方脸阔嘴，黝黑粗壮，不像个带兵的队长，倒像个卖苦力的。储国恩把我掂在手里，用大拇指试着我的舌刃，他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突然抡起我劈向一根木头。在我深深嵌进木头的那一刻，奇袭姜庄子的作战方案已经成竹在胸。

②很快，我和另外15把斧子别在了16名战士的腰里，这些战士来自县大队和二区小队，我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文安城南姜庄子据点刚刚住进一群鬼子，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村，给鬼子的脑袋搬搬家。大队长在动员会上说，论武器装备，论兵力部署，县大队都明显处于劣势，姜庄子据点不仅有25个日本鬼子，还有百十号伪军协防，硬拼代价太大，只能智取，出奇制胜。

③他们开会商量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时间是1942年阴历正月初八，春节刚过，天空像黑黢黢的锅底压下来，零零星星的雪花像锅里掉下来的米粒儿。他们开会的村子叫牛各庄，在文安城东北方向，距姜庄子30多里。16名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姜庄子，伺机行动。

④漆黑的夜，漆黑的路，寒风卷着雪花抽打在战士们的脸上，也打在我的身上。我躁动不安，内心有一种情绪在奔涌，大队长觉察到了，安抚着我，摸摸我的头，让我冷静。

⑤我数了数，他们16个人除了每人一把斧子，只带了7支短枪。这不是去玩儿命吗？要知道姜庄子据点里有一门野炮、两挺机枪、30来支三八大盖儿和短枪，一屋子的弹药。这还不算伪军的装备。那天有个孩子送来情报，据点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孩子是县大队的眼线，为据点里的鬼子扫地，把犄角旮旯都给扫描了。

⑥研究作战计划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步棋太险，孤军深入，敌众我寡，恐有不测。储国恩马上接过话茬：我们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冒险。如果连日本鬼子都认为我们不敢冒这个险，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等出了正月，鬼子建了岗楼，挖了封锁沟，再想下手就难上加难了。大家心里明白，大队长也是被逼的，县委和县大队已经没有了退路，姜庄子据点像一根毒刺揳入了抗日根据地，建成半个月，县里的工作就受到很大影响，上下不通，左右不畅，不及时剔除这根毒刺，损失不可估量。

⑦我们是正月初八前半夜进入的姜庄子。战士们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吐着热气，我们身上闪着寒气。

⑧我们杀进鬼子据点是正月初九的凌晨，天似亮非亮，站岗的哨兵偷偷回屋取暖，做早饭的伙夫刚刚打开门。战士们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伙夫当时就晕成了一摊泥。日本鬼子睡觉很讲究，每人一个睡袋，三九天也脱光了，像头褪了毛的猪钻进去。我们的到来终结了他们的美梦。要不是有个鬼子开了枪，这场战斗会更漂亮，会成为一场更为经典的斧头战，不用一颗子弹就把鬼子们送上西天。伴随着鬼子的枪声，一名战士倒下了，他手里的斧子掉在了地上。即使最后是激烈的枪声为胜利画上句号，这场战斗仍被传颂为“姜庄子斧头战”，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通令嘉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血的滋味，侵略者的血。因为这场战斗，我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在华北地区一提起“姜庄子斧头战”几乎无人不晓，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⑨战斗结束后，大队长指挥打扫战场，我在他手里左顾右盼，生怕漏掉一个喘气的脑袋。院子里躺着21具鬼子的尸体，仓皇逃跑的4个鬼子也在村边被“报销”了。我一不留神碰到了那门三八野炮，发出响亮的金属之声。我的面前，横躺竖卧着缴获的武器，野炮、机枪、步枪、弹药。我在它们面前昂首阔步，它们向我低下了头，连那门向来仰着脖子不可一世的野炮，也跪在我的脚下。我轻轻敲击着它们，有几分胜利的快感。

⑩从腊月二十三鬼子进驻，到正月初九被县大队一锅端，姜庄子据点只存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大概是中国战场上最短命的日军据点了。鬼子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煞费苦心构筑的堡垒，连同他们的脑袋，被十几把斧子砍得七零八落，不到一个小时，灰飞烟灭。

⑪当敌人的援军赶到时，县大队的战士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县委机关都转移了。鬼子也不是白跑一趟，收尸的活儿正等着他们呢。村边协防的伪军脚底下抹油，差不多跑光了。

⑫一场战斗，让我名垂青史，但我不愿过多分享文新县大队的荣誉，我不能喧宾夺主，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战士张广寿，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姜庄子。我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战争结束后，我悄悄回到农民家里，继续劈柴。

(摘编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11期)

原路返回

阿微木依萝

新娘子是从矮山来的，她那个地方就好比眼前这座高山的脚背，而现在她站到山的肩膀上来，已经是一处艰险的崖口，媒婆还要她继续往前走一走。

“我不走了。”新娘子流着眼泪说。汗水从她在山下画得齐齐整整的那张脸上淌下来。妆容早就花了，两只眼睛贴了假睫毛，一只哭掉了，一只勉强粘在眼皮上，画的眼线溶于泪水，眼皮周围都是黑的，脏兮兮的。

“你再往前走一走就好啦。”媒婆说，“我敢保证你会喜欢那个地方。当初你不是一眼就看中你的新郎官吗？再往前走一走，你肯定也会一眼看中他住的地方。”

“你不要再说了。难道我是瞎子看不见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看看这些山，这些石头，这些路。”

新娘子摘掉剩下的一只眼睫毛，捏在手指尖：“你说的那个地方就让它见鬼去吧。”

“我已经通知了新郎官，他会到崖口亲自接你。”

“那正好。我当面告诉他。”

　　新娘子丢掉捏在手尖的假睫毛，擦一把脸上的汗水。

　　新郎官到崖口了。他没想到送亲队伍会集体昏昏欲睡，尤其他的新娘子，露着一张糟糕的脏脸。

　　他摇醒媒婆，希望得到一个解释。媒婆张着无辜的双眼，嘴里什么话也说不出。不过她伸手指了指新娘子。

“我来接亲。”新郎官说，他有点儿害羞。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新娘子说道。

“我们先回家。”

“回家？不不不，我的家不在这里。”

“你在出嫁的路上，家当然在前面。翻过这个崖口就到了。”

“那是你家。”

“也是你家。”

“我连那儿的一口水都没喝过，那个地方的泥土一脚都没有踩过，那儿的天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过。那儿不是我家。”

“只要翻过这个崖口就到了。”

“我为什么要翻过这个崖口？我已经想清楚了，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你已经快走到那个地方了。”

“那又怎样？我还在路上，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跨进那道门槛。”

“我听明白了，你要悔婚。”

“你看这些山，这些石头，这些路。”新娘子毫不客气地说出心里话。她的眼睛、嘴巴、鼻子、耳朵都是痛苦的——痛苦的一整张脸。

“我以为今天是个好日子。”新郎官说。

“出门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新娘子说。

“你看我全身上下穿得新新的。”新郎官说。

“我也是。”新娘子说。

然后他们就不说话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从嘴巴里传出来。不过风声一直从他们那儿传出来，就仿佛他们两个的心里都有一个深深的峡谷，风在峡谷里面左跳右跳，跳得人一阵一阵心慌魄乱。

“你们走了很长的路……天不亮就出门了。”

“是呀，天不亮就出门。你看我的鞋子都要走坏了。我还以为你会雇一匹马来接我。”

“我是故意让你走路来的。”

“为什么？”

“你看到了，这些山，这些石头，这些路，如果新娘子能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再翻过这个崖口，那她一定是下了决心要跟我走后面的路。”

“她要是不翻过这个崖口呢？”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瞒你了。在你之前已经有两个女子从这儿原路返回。她们和你一样，都快走到我住的地方，只需要翻过这个崖口就可以看到我住的地方，却不走了。”

“你要是雇一匹马，她们或许就走过去了。”

“不能。马不能代替人的双脚。马有马的路，人有人的路。”

“你请了很多人参加婚礼吗？”

“不，一个也没有。”

“噢？”

“如果有人真正愿意翻过崖口，我和她的婚礼才会真正开始。”

“这会儿天要黑了。”

“是呀，我看到了。”

“路要变成黑色的。我是说，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月亮。有月亮也躲在云层后面照不清路。天黑下来空气也会变冷。”

“你想让我留下来。”

“是这个意思。”

新娘子站起身，从崖口的风尖上站了起来。

“我要回去了。”她说。

“噢。”新郎官说。

新郎官眼里的光在一点一点熄灭，在暗下来，因为天色暗下来了。

　　新娘子眼里的光在一点一点熄灭，在暗下来，因为天色暗下来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新郎官打破沉寂。

“是呀。”新娘子附和道。

　　然后他们沉默下来，像崖口上方被黑暗死死咬住的石头，沉默下来。

“喝杯酒再走，夜路风凉。”新郎官对新娘子说。

“好。”

　　新娘子接过酒瓶，喝了满满一口。“算是我向你赔罪的。”她说。

　　新郎官接回酒瓶，喝了满满一口。他什么都没说。

　　天擦黑了，最后一丝阳光在对面的山顶滑下去。空气果然冷了许多，接下来会更冷。来自矮山的新娘子从未体验过的高处的寒冷，将很快降临在她身上。

　　有星子从天空中冒出来。紧接着，堆积了好几个晚上厚厚的云层逐渐变薄，月亮出来了。黑了好几个晚上的天空亮起来，他们的心情瞬间有了改变。

“路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变成黑色，我能照着月亮回家。”新娘子说，她心情愉快。

“是啊！你回去的路上亮晶晶的，本来这儿黑了好久的天。两个人分开的路都是亮的，那说明我们应该分开。也许你翻过崖口走到那边，走到我家，天空说不定一直黑下去，月亮不会出来。”新郎官说。他的心情变得舒畅，仿佛看到一大片桐子树开花。

“是我做得不对，但这个崖口我不想走过去了。我习惯在矮山生活，那些路我闭着眼睛就能走。”新娘子说。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在自己习惯的路上走。”新郎官说。

新郎官伸手到嘴边打了一声响亮的口哨，一匹马跑来了。

“骑着走吧。它很听话，会稳稳地将你送到山下。”

“我要怎么将它还给你？”

“留着吧，说不定你会骑着它再来找我——哈哈哈，我开玩笑呢！将它拴在山下岔路的最上边那条路上，那条路上的第一户人家是我的朋友，你就将马儿拴在门口那棵桃树上。”

新娘子骑马而去。她将重新跨越峡谷的河水，走到对面那片山林，回到她熟悉的路上。

（选自《小说选刊》2021年第3期，有删改）

投考^①

沈虎雏

这里正在进行北京中等专科学校招生统考。我第一志愿投考竞争最激烈的重工业学校。生怕考不上，心里老在打鼓。同时我又满意自己的重要抉择。

我迷恋机器，热衷于亲手做个什么会动的东西。大约从六岁开的头。初中三年尽管看了许多闲书，我偏没读过《绿魇》，不然这会儿就能振振有词，用爸爸的预见去说服他自己。当年他这样描写过我们兄弟：

……今夜里却把那年轻朋友和他们共同做成的木车子，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

十岁时，我曾把记忆中的“昌黎号”，用正投影规则，敬绘出主视图和俯视图，他又大加赞赏和鼓励。今天我当真要去搞机器，爸爸却不乐意了。但是他表现得柔和、讲理。

“弟弟，你还是多读几年书吧！妈妈同我都可以帮到你，把文章写好起。”

“我搞不了文！你跟老师都说我的作文有八股味。”

“有点儿也可以，多写写，懂得好坏，我就不叫你沈八股了。”

“我喜欢机器，这也挺好嘛！”

过两天他又找我谈：“弟弟，学机器也很好。家里有条件供你读大学，大学也可以搞机器。”

“我要现在就学，四年毕业，还赶得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出两年力。”

“你还小呢，不必忙着找事情做。”

“都十五了！你十四岁当兵比我还小。”

唉！这个爸爸是怎么啦？干吗那么上心？我只是想跟这个家拉开点儿距离，越早越好！我选中了唯一实行供给制的学校，念书吃穿都由国家负担。我要去住校，去工作，成天生活在集体里，别人才会拿我当一个独立的人。可惜他不能明白！

统考以后，他还不放弃希望，总想劝我再去考一次高中：“弟弟，不读大学，我觉得很可惜，你又不是功课赶不上。我非常之羡慕能进大学的人。我当时实在不得已，程度太低，吃饭都成问题，没有机会呢。你没有这些障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可惜了……”爸爸耐心做思想工作，一点儿也打不动我。

电车铃声清亮悦耳。

“爸，都到小经厂了，你坐车回去吧！”

他不肯，“再走走，同你再走走。”

只好继续推着自行车走下去。

他从来对谁都不远送，这会儿怎么啦？去我的新学校才六站距离，比男四中还近，再说周末就能回家……不过，我已记不起有多少年没一块散步了，走走也好。

从录取那天起，爸爸一直沉默寡言，我猜他还在为我惋惜，可从来不说半句泄气的话，连叹气都没叫我听见一声。

鼓楼檐角外小燕穿来穿去。它们多自在！

鼓楼斜对街铁匠铺里火星飞溅，大锤闷响和掌钳师傅榔头的脆声交替应答，新学校大概也要学打铁？我对那几个汗流浃背的师徒，产生一种亲切感。

“爸，都走出三站路了，星期六我一定回来，你快上电车吧！”

他不走，把我领进一家冷食店，要两瓶汽水。我嘬着蜡纸管，爸爸走向柜台，弄来一个小圆面包。

“吃过晚饭了，爸，不饿。”

“你吃得下，就一个。”

面包很小很新鲜，盘一圈螺旋形黄丝，他把喝了一点儿的汽水瓶推过来。

还不肯回去。进了弯弯曲曲的烟袋斜街。窄街上，车后行李有点儿碍事，我推车拐来让去。他在一家棉花店前驻足，观看门楼上那些雕饰。

“清朝留下的老铺子，以前很讲究呢。”

银锭桥把着斜街西南口，桥头有鲜枣卖，他把手绢摊开来。

“别买了，爸，同学要笑话。”

爸爸像没听见。“尝了，很甜，只有半斤。”

扎上手绢，我说没法拿。他不懂自行车装载学，果然想不出该把它挂在哪儿，又去解开疙瘩。

消化机！消化机……

儿时的我胃口好，食量大，爸爸老说我是家里的“消化机”。现在“消化机”早已懂得克制了。我忸怩着，被装满裤兜。他俯身捡拾滚落的几个。

“爸！我顺着这后海北河沿很快就到学校，听说那是摄政王府。你到家没准天都黑了。”

“我知道，那也是溥仪的家。骑车子小心点儿。”

我跨上车滑开，桥上剩下爸爸一人。

……

这孩子终于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了。沿岸一段缓坡，车子轻松地加快。背后大包……

被得车把有点儿飘，一定要稳住，别让桥上那人看见它晃来晃去。

太阳快要沉落微带金红，越展越宽的水面闪闪烁烁，对这孩子眨眼微笑。谁说北京的云霞赶不上云南？前边这片天空正张开最美的一幕。小燕比不上这孩子，它们只懂得爹妈教的飞法，体会不到挣脱羁绊的轻快欢畅。

银锭桥上据说是燕京八景还是十景的一个去处，闹不清朝哪方看才算真正内行。那个留在桥上的人，依然朝着一株株柳树间隔里，望那远去的孩子，孩子全身都能感觉到这件事。那个人想些什么？却不知道！孩子顾不上琢磨这些，心满意足朝一片红光的方向奔去。他将在一座漂亮的大花园里，“在新环境中”受到最好教育，获取那些令他心往神驰的本领。他将挥汗如雨，亲手塑造一些无机生命。这孩子会不断进步，逐渐提高。沿后海这条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在彼岸终于折到相反方向。这条路本没修好，有平坦硬实的地段，也有坑坑洼洼泥泞，绕它一圈，是条长长的路程。

有一天，孩子走过了这条长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桥头，想听听银锭桥的传奇故事。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那个人早已离去。

（有删改）

［注］①文章节选自沈虎雏《团聚》，题目为编者所加。沈虎雏，沈从文之子。②《绿魇》：沈从文散文，作于1934年。

制琴记

阿占

话说那天下午，胡三背着琴，像侠客佩剑一样，行于当街，去琴行与韩五见面。胡三亮出了琴——一把手作小提琴。琴体的造型和构造比照了欧洲制琴巨匠鼎盛时期的风格，整体弧度圆润。雕工很有自信。琴腰狭窄，便于演奏高把位和低音弦。面板与背板中间有音柱支撑，位置不偏不倚。琴表油漆均匀，不太硬也不太软。琴箱内部处理得同样细致，没有留下任何工具的痕迹⋯⋯真是一把有样貌的手作琴，韩五心中暗暗叫绝。

“爷们儿，你代理的那些机械琴不利于天才琴童形成个人风格，机械琴看上去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饰物，手工琴却是艺术品。我有匠人手艺，你有音乐资本，不如我们一起做琴吧。”

是年，胡三五十初叩天命，韩五三十恰逢而立。

胡三看上去像个糙人，肿眼泡，狮子鼻，头顶是谢的，常见油光，一张凡夫黑脸。胡三木匠出身，十六岁学徒，三十岁上练成了一等一的高手。四十九岁那年，首届国际小提琴节在家门口举办，胡三走了进去，结果被国际琴展上的名琴镇住了。太美了！他魔怔了一路，回家就跟老婆说：“我要做琴！”那年春节，他用两瓶茅台换回来两摞小提琴图纸，大年初一就拉开架势，图纸铺了满床满地，逐步分解，归纳笔记。二月初二，开凌梭鱼上市的时候，胡三取料、晒料、刨料，继而打眼、锯榫头、组装，把自己放在半成品、木屑和工具之间，一边琢磨一边敲打，不分昼夜。终于，樱花盛开的时候，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小提琴。当然，第一把琴的音色不均、不圆、不润，自然也就不美。胡三很不服气，他决心一把一把地做下去，于是便有了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到了第五把，胡三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搭档了，于是想起了韩五，也就有了开头的那段当街背琴疾行。

与野生的胡三不同，韩五看上去像个文人，戴眼镜，不高，偏瘦，食草动物的眼神，一介书生的白面。大学毕了业却没脱下满身的学生气，韩五跟父亲借钱，开起了琴行。韩五似乎知道每把琴的脾性，知道如何顺着琴的性子捋。没几年，琴行就有了口碑。乐器行当里，都知道城西有个韩五，性格孤僻，音乐学养却是极高的，侍弄乐器很有道道儿。知音难逢，大多数时间里，韩五都是寂寞的。直到胡三的闯入，让他预感到，一些期待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就这样，在太阳下面，在月光里面，在德式老房子中，在木头的淡淡暗香里，胡三、韩五这一老一少，一动一静，一黑一白，一武一文，运用数学、物理学、造桥工艺、美学、声学甚至化学，开始做琴。做一把琴至少需要三十五天，而每做完一把琴，胡三都会给自己一个彻底的放松——通常是休息整整二十天，望天、听海、穿风，各种出神。

只有一次，胡三做完琴之后没有休息。韩五去上海参观国际名琴展了，琴作坊里一下子没有了敲打木头的声音，胡三感到很寂寞，便把北墙上的老琴取了下来。这是一把被虫蛀了的老琴，千疮百孔，声音已经喑哑，一直被韩五当镇店之宝供着。

刚修了两天，韩五回来了。

“胡三，你疯了！你在干什么！给我住手！……你不应该自作主张去修它，你应该先问问我。因为你不了解这把琴对一个家族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祖父用命换来的。1914年秋天，日军占领青岛，祖父护送一个叫希姆森的德国建筑师一家乘船返回德国。希姆森将小提琴托祖父保管好，说是家传之物，日后来取。20世纪中期以后，祖父的苦难日子就没有间断过。祖母自缢，父亲和两个伯父因为家庭成分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参军。祖父把能烧的书都烧了，琴总是藏得很好。最后一次，他从抄家人手中夺过这把琴，跳下二楼的阳台，摔成了残疾。”

“为了一把琴，去跳楼?”

“人人都说祖父傻，为了一把琴赔了后半生。”

胡三发誓一定要修好这把琴。前前后后修了一年，果然，重生后的琴音绮丽饱满，也沧桑沉郁。韩五感激胡三，胡三倒不好意思起来。

琴作坊开业的第七年，十一岁的小满来了。买不起手作琴的小满经常偷偷跑到琴作坊，只为看一眼漂亮的琴。一天，小满又来了，但他的左臂上戴着孝，黑色布纱像一个死寂的静止符。忽然，胡三说：“小满，你想试琴吗?有好几把琴等着你试呢。”小满很难把泪水一下子咽回去，可他的眼睛被点亮了。他拉起了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即便是难度最高的第三乐章，小满仍能从容地使用双音技巧，他似乎已经懂得捕捉瞬间之美而不事铺张。

“小满，你进步太快了！”

“爸爸走了以后，我一直拉这个曲子。妈妈外表坚强，其实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得很厉害。教琴的老师说这首曲子经常被心理学家用来给病人解除痛苦，我就不停地拉，希望对妈妈有用……”

“是的，是的，音乐可以救人。小满，你要拉得更好一些。”

琴作坊开到第八年，订单越来越多了，胡三、韩五爱挑剔的毛病却越来越厉害——挑剔订单的数量和时间，挑剔琴主的品性。

琴作坊开到第九年，人们说胡三、韩五越来越矫情了，琴做完了当年不卖，放一放，为了声音更好听。

秋天，月亮升了起来。城里的儒商林先生亲自来琴作坊，说：“十把手作琴的订单，加拿大的朋友拜托我把这件事办好。请两位老师配合一下。价格翻番儿，时间紧。”

胡三接了一句：“做不了，情绪上不来。”

这两个怪人，一个抬头看着月亮，痴痴地、傻傻地、呆呆地不动。另一个笑了，伸出手指，弹了一下月光，那铮铮鸣响，不觉间，把人世的一切都水银般流散了。他们似乎同时想起了那个孩子——小满，还有北墙上的老琴。

“小满应该可以参加维尼亚大斯基世界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了吧?”

“他需要一把好琴。”

(有删改)

文本一：

上学路上的“新鲜事儿”

沈从文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①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须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大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看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叠着十几本旧书，尽管书页被我翻得皱巴巴的，但书皮都被我用彩纸仔仔细细地包好。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

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篮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篮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②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饮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曾梦到自己变成了铁匠，为每户人家都制作了农具，村里的生活越过越好。还梦到自己变成了教书先生，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上学，听到悦耳的读书声。

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③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

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使快快的向下游岸边泅去。

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④一涨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节选自《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有删改）

文本二：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节选自葛兆光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上学记>序》）

【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