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也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鉴于官员在国家机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对于读书和从政二者关系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官场风气，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古代，官员读书是持续性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是官场的显性规则。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色彩非常浓郁，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入仕为官。因此，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这些文人士子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理想，经过儒师的悉心调教和官场的耳濡目染，入仕时大都谙熟治乱兴衰之道，知晓为人处世之理，成为一名合格的朝廷命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文人士子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不仅蓄积了丰赡学养，而且提升了高迈人格，换言之，读书造就了称职的官员，而官员继续读书则成就了更大事业。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漫长苦读且深入传统文化肌理的人，才能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才能在官场里登堂入室。因而，但凡具有读书天赋、家境又允许的学子，大都养成了读书习惯，为官之后依然读经诵史，赋诗作文，以此颐养性情、陶冶操守、净化心际、提升境界。另外，凡是国盛民阜、天下太平的朝代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此时考核检验官吏的准绳，不仅要看其政绩大小，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低。

    中国古代官员把读书和从政合二为一，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秦汉统治者将偃武修文、重用儒生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到了隋唐逐步建立并完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人用人的主要途径，它把考查文人学子对古典文化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作为公开选拔官员的基本依据，所以不读书者不能入仕为官。士子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在读书为文方面更加勤勉笃毅，成为为官和为文两方面的典范，他们既是垂范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又是名留青史的杰出文学家。当然，喜欢读书与做个好官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清朝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喜欢读书不全是好官，但赃官劣官则大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因为此类官员的兴致根本不在读书上，而是钟情于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

    读书与做官也构成中国文人士子复杂性格和模糊意绪的两面心态。在他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的同时，也演绎着一幕幕数不清看不完的人生悲喜剧。例如北宋寇准被罢免丞相之职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返京述职时路经陕州，寇准以东道主身份表达情谊，临别时寇准低声咨询张咏：“何以教准？”张咏只说了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来《后汉书》阅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由此推知，即使官居高位，但长期不读书不学习也会贻误国事、害人害己。当然，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审视。读书著文在历史上也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司马迁因说真话而罹受宫刑，到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使众多官吏丢掉性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导致万马齐喑，使今人感到在官场上读书立言绝非易事。其实，读书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今世和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单凭勇气就能够做到的。

（摘编自栾凤廷、刘金祥《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与从政》）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如图所示）：

    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很深远，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主张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以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倡导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消费，可以改变高耗的生产、生活方式，达到主体与客体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但它阐扬的人与自然一体观，对于祛除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印度思想中也有此类资源，泰戈尔说：印度人强调人和宇宙和谐。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人与天调”的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回古代的“主客不分”，而是利用现代科技，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

（选编自冯天瑜《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有删改）

    无丑不成戏，无丑亦不成班。然而世人以为丑角不入行，连配角都算不上，不过是插科打诨而已。其实不然，丑角的唱念做打皆有独到的功夫，且无不有绝妙的特定程式。至于丑角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写《滑稽列传》，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俳优“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故而“谈言微中”“谈笑讽谏”，进而“合于大道”，体现了古之“优谏”精神。

    丑角的历史恐怕要比“正角”久远得多。戏曲的雏形源自西周乐舞和秦汉百戏，其中包括民间杂耍。所谓秦之“侏儒”，汉之“俳优”，唐之“巷鹘”，元明之“丑”，显现了丑角演变的轨迹。其中，丑角戏在盛唐才渐至巅峰。这是因为唐明皇李隆基多才多艺，洒脱好玩，还亲自操刀写曲本，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即为玄宗对“胡部新声”加以润色而成；他还时常充作鼓手琴师，更喜欢粉墨登场，嗜演丑角。

    唐代的“梨园”原为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与枣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果园，李隆基常在此请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公孙大娘、李仙鹤等名伶演戏，剧种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和傀儡戏，兴之所至少不了也“客串”一把，后来干脆创办“梨园”戏班，开教坊，封伶官，设“坐部伎”“立部伎”，自称梨园“崖公”，“梨园”遂成戏曲的代称并风行起来。

    很多人认为唐玄宗喜演丑角，不过是为逗杨贵妃开心罢了。这未免太小看大唐雄主的气魄。在笔者来看，唐明皇敢演且擅演与皇上身份完全相反的丑角，源自他不同凡响的喜剧精神和器量，其胸襟、气度，无不与博大包容的盛唐精神相匹配，足可傲视古今。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拥有严酷的、森严的等级秩序，朝廷拥有铁定的无上权力，芸芸草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权威、教条和禁忌。然而人类并不满足于铁定的现实世界，仍需要戏仿的、自由的虚拟世界，帝王也不例外：一则想象彼岸世界以寓存死后的灵肉——皇陵不过是它的投影而已；二则纵情艺术世界以欢娱精神——音乐、绘画、舞蹈和戏曲，无不成了他们戏仿的艺术形式。

    丑角“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王国维语），要么自嘲，要么讽世，必有不惧出“丑”的戏谑胆量和讽喻智慧。一国之君哪怕是在禁苑梨园演丑角，其个性、气度和胸襟也是极罕见的。

    后世丑角的特权和戏班的规矩，譬如丑角脸谱也源于盛唐：一国之君扮演丑角被认为有失皇威，于是演出时在其面部挂上玉片以遮掩，此后丑角脸谱即勾画“豆腐块”以代之。又譬如戏班唯丑角为大；大衣箱、道具箱不得随便坐，只有丑角可坐；丑角没勾画脸谱，其他演员不得化妆；赶庙会唱戏，戏班子要向“戏祖神”（唐玄宗被奉为“戏祖神”）磕头跪拜，丑角可免，等等，皆与唐明皇演丑角有关。

（节选自《财经》2016年第34期苍耳《丑角杂谈》）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扬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中国人以“山水”作为自然的指代，不只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更是对于自然的诗性感知与发现。

    从上古至秦汉，山水或是作为神仙居所，或是作为祭拜对象，或是作为通向“道”的媒介而存在，那一时期的山水图像只是一些零散的山石、树木。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人官宦在道、释、玄的思想驱动下，萌发了一股强烈的重返自然的激情与热望，原本作为“自在之物”的山水因此成为一个新被发现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凝结着生理舒适感与视觉悦目感的现实而具精神性的空间。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从此生长出山水之乐。山水也逐渐从宗教画和故事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绘画主体；作为自然情愫图像表达的山水画，以山川景色为载体实现着人们皈依自然的情感诉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在洛神与曹植的身影背后描绘着树石流水、河岸远山，它们为这一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铺设了“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的自然空间。

    美的目光同样诱导着唐代的自然情愫。唐人富有诗人气质，他们用浓酒般的热情拥抱山水，也用唐诗般的浓情把丘壑林泉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敏感而多情，纵情于现实山水。青绿山水技法语言的成熟也为将这般美景描绘得绚丽多彩提供可能。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即是用江天一色、波光万重、轻舟荡漾、巉岩幽岭、松竹掩映、桃红椿绿、水榭朱栏等，烘托出日丽风清的江岸美景；而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所表现的本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出逃、避难入蜀的窘迫经历，但却也一定要把那蜀地山水画得群峰竞秀、山花争妍。

    晋唐以来观看山水的美的目光，在五代时期被注入探究自然的理性意识，及至北宋形成尚理的自然情愫。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家用现实而具体的地理样貌来表现“图真”的山水。荆浩、关仝等所代表的北派山水以石质坚凝、重岩叠嶂的北方山水为原型，描绘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壮美气象。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派山水，以峰峦平缓、草木繁茂的江南景色为原型，表现轻岚淡烟、平淡天真的山水意境。无论北派、南派山水画家，都借对自然的逼真描绘，来表现他们对自然带有敬意的理性思考。

    元代画家在对自然的凝思中获得内在心性的独特体验，自然情愫的表达也便成为文人逸气的抒发。这种笔墨的独立性在明清山水画家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然山水的许多生动细节就被忽略，山水图式中的笔墨就仿佛一种对于自然的情感诉说。中国山水的图像表达也就从晋唐时期的自然写实嬗变为一种自然象征，山水画所表现的自然情愫也就从晋唐时期的美的发现嬗变为一种自娱与遣怀。

    然而，虽历经嬗变，“天人合一”的文化感知方式却一直贯穿在中国山水画家的自然观照之中，他们视自然为知己，不仅身即山川，而且精神与之往还，他们永远“在”自然。

(摘编自牛克诚《山水画：中国人自然情愫的图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