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据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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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西周时期，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民族雏形——夏。西周后期，北方民族戎狄内迁，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强大起来，威胁诸夏，夏民族意识高涨，于是改族称为“华夏”，意为“大而华丽”，以区别夷狄的“野蛮”，“夷夏之辨”由此出现。到春秋中晚期，孔子作《春秋》以礼乐文化作为判别夷夏的最高标准。孔子还主张对周边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他的弟子就有来自夷狄地区的子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族观成为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基本主张。

——摘编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发挥“夷夏之辨”中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19世纪末，维新派考证了“夷夏之辨”的本义，提出诸国平等的观念。梁启超是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于1901年提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确立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

——摘编自耿云志《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等

材料：1903年6月8日、9日，维新派在<中外日报》上发表《革命驳议》，反对革命。章士钊针对性地发表《驳<革命驳议>》批判维新派的错误主张，与之论战，倡言革命的必要性，他对维新派主张改良的理由一一进行了驳斥。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之后对该报进行大改良，使其排满革命倾向更为明显。章士钊在《苏报》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驳革命驳议》等文章与保皇派划清了界限，《苏报》成为革命派的舆论阵地。在《苏报》被查封之后，章士钊复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因具有激进的排满革命言论而被称为“苏报第二”。他还以《国民日日报》在上海昌寿里的编辑部为据点，从事筹组华兴会的实际革命活动。章士钊担任了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过暗杀清廷政要王之春的革命活动，尽管章士钊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多为外围及保障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实际担任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但他的革命行为也是不容忽视的。

——摘编自刘小卫《章士钊革命思想研究（1902—1907年）》

材料

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

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币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