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歌德在美丽的小城魏玛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遭，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岁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慢慢向歌德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岣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节选自余秋雨《谁能辨认》）

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图画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自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娴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她的一片苦心。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艄去做夜饭。

（有删节）

火车上的养马河

聂作平

    那时候，我熟悉养马河的小部分街道，见过养马河更小部分的人民，吃过养马河生产的橘子、甘蔗，呼吸过养马河带着沱江泥腥味儿或是工厂铁锈味儿的空气，但我没有踏上过哪怕一寸养马河的土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上，火车的必经之地就是养马河。

    时值盛夏，没有空调的火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立即就热得像是灶上蒸煮了半个时辰的蒸笼。男人大多赤着上身，光着膀子。膀子顺便也暴露了他们的阶级：黄如古铜的，多半是体力劳动者；白如软糕的，多半是脑力劳动者。独有几个民工，膀子浑圓，颜色却是幽暗的深黄，像是煮熟了的螃蟹。

    火车吭哧吭哧地像一只纵欲过度的兽，气喘吁吁地爬行了大半个夜晚，清冷的月光从云朵与云朵的缝合部分漏下来，倘是站在铁轨外面的山坡上俯看的话，火车一定像一条发光的虫子在拼命地蠕动，而我们这些昏昏欲睡或昏昏已睡的乘客，显然就是寄生在虫子体内的更细小更微不足道的短暂寄生虫。众多可怜的寄生虫，在这只稍大的虫子体内萍水相逢，你挨我我挨你几个小时后，当天光大亮，就各奔东西，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逢——当然也有可能下周就会相逢。前提是，他或她也像我一样，通过火车的奔跑来，上演双城记的疲惫人生。

    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了养马河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坐在火车上打量它时，我看到在街道交叉的广场上，树着一匹马的雕像。马头高昂，前蹄离地，马尾后甩，表示它正在飞奔。

    我们在养马河吃饭。是一家靠近沱江的小餐馆，推开窗，能看到满江的水，如害了相思病的痴情女子，瘦得怕人，静得像没有流动。火车的长鸣，偶尔会传过来，只是被楼房与市声过滤了，没有了它作为工业文明主要标志的那种粗暴、尖利，反而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情，像是在提醒我：某年某月，你曾经在火车上注视过这座镇子。现在，你终于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在这里吃一顿饭。

    小餐馆门前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里面是鱼。老板说他家的特色就是红烧沱江鱼。游动的鱼全然不知道人为刀姐，它为鱼肉的可怕现实，一个劲地游来游去，不时还悠闲地吐几个气泡，就像一个人在梦游。这些从沱江里打捞上来的鱼，身上有着比饲养的鱼更深的色泽——不知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民工的膀子。

    吃完饭，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曾经在火车上见过数十次的养马河火车站。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小街，我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竹竿挑着一些腊肉。刚刚涂抹完各种调料——包括但不限予以下类别：花椒、海椒、胡椒、食盐、大料、生姜——的腊肉，其实严格讲来，还不能叫腊肉。它的鲜肉生涯刚刚结束，从现在起，它开始为成为一块滋味悠长，令人垂涎的腊肉而进入修行期。既然人类一天到晚都嚷着修行——旅行是修行，恋爱是修行，吃饭喝酒是修行，打牌也是修行——那一块鲜肉，它为了成为腊肉而付出的腌渍、晾晒、烘烤以及收纳和等待，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修行呢？与人类相比，人家的修行更单纯也更直率。

    养马河是有老街的——这有点废话，任何一个城镇，只要不是完全拆迁了，都会找到老街的。哪怕找不到老街，也能找到老屋，三两座老屋，就足以构成半条老街，而老街，它似乎留住了一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旧时光。

    养马河的老街上，还有几家老茶馆。陈旧的老屋，有着高而陡的檐，檐下的台阶，被年复一年的雨水打出了细小的窝，像虫噬。古人说的水滴石穿当然也是有所本的了。八仙桌，颜色深暗——它老让我想起那年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在成都干活的民工的膀子——上面有细小的划痕，也有经年累月溅出去的茶水渍，把桌面污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更深的岛屿。长板凳，又宽又重，似乎扔到沱江里，竟会打个漩儿就沉下去。

    很多年后我再去养马河，却没能找到那时候去过的那家老茶馆。甚至，就连那条老街看上去也似是而非。就像初恋情人，三十年后重逢，依稀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们在养马河的街道间走来走去，这座镇子已经像中国的大多数镇子那样，新与旧、拆与建、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混乱而有趣。

    如果不是火车，我不会走进养马河，它将是一个与我的人生毫无瓜葛的异乡。但是，因为有火车，因为有漂泊的历史，养马河于我，便是一个极其熟悉又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几十上百次地从这里穿镇而过，小镇的生活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我知道，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它。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

    （本文有删改）

忆半农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一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儿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释】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8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有删改）

在河之洲

陈忠实

    ①车过渭河，田堰层叠的渭北高原，被青葱葱的麦子覆盖着，如此博大深沉，又如此舒展柔曼，让人顿然生发对黄土高原深蕴不露的神奇伟力的感动。

    ②我的心绪早已舒展欢愉起来，却不完全因为满川满原的绿色的浸染和撩拨，更有潜藏心底的一个极富诱惑的期盼，即将踏访2000多年前那位“窈窕淑女”曾经生活和恋爱的“在河之洲”了。

    ③我是少年时期初读那首被称做中国第一首爱情诗歌的。一诵便成记，终生难忘。在河之洲，在哪条河边的哪一块芳草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窈窕淑女，而且演绎出千古诵唱不衰的美丽的爱情诗篇？神秘而又圣洁的“在河之洲”，就在我的心底潜存下来。后来听说这首爱情绝唱就产生在渭北高原，却不敢全信。直到朋友确凿而又具体地告诉我，洽水在合阳县投入黄河，这一片黄河道里的滩地古称洽川，就是千百年来让初恋男女梦幻情迷的在河之洲。我现在就奔着那方神秘而又圣洁的芳草地来了。

    ④远远便瞅见了黄河。它冲出禹门，又冲出晋陕大峡谷，到这里才放松了，温柔了，也需要抒情低吟了，抖落下沉重的泥沙，孕育出渭北高原这方秀美的河洲。这里坦坦荡荡铺展开的绿莹莹的芦苇，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摇撼和震颤。那潜存心底的“在河之洲”，完全不及现实的洽川之壮美。

    ⑤芦苇正长到和我一般高，齐刷刷，绿莹莹，宽宽的叶子上绣积着一层茸茸白毛，纯净到纤尘不染，我漫步在芦苇荡里青草铺垫的小道上，似可感到正值青春期的芦苇的呼吸，我自然想到那位身姿窈窕的淑女，也许在麦田里锄草，在桑树上采摘桑叶，在芦苇丛里聆听鸟鸣。高原的地脉和洽川芦荡的气颤，孕育出窈窕壮健的身姿和洒脱清爽的质地，才会让那个万众景仰的周文王一见钟情，倾心求爱。就在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留下《诗经》开篇的爱情诗篇，萦绕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子孙的情感之湖里，滋润了2000余年，依然在诵着吟着品着咂着，成了一种永恒。

    ⑥雨下起来了。芦苇荡里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雨雾，腾起排山倒海般雨打苇叶的啸声，一波一波撞击人的胸膛。走到芦苇荡里一处开阔地时，看到一幅奇景，好大的一个水塘里，竟然有几十个人在戏水。这个时月里的渭北高原，又下着大雨，气温不过十度，那些人只穿泳衣在水塘里戏闹着，似乎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温泉，大约从文王向民间淑女求爱之前就涌流到今天了。温泉蒸腾着白色的水汽，像一只沸滚的大锅，一团一团温热湿润的水汽向四周的芦苇丛里弥漫，幻如仙境。洽川人得了这一塘好水，冬夏都可以尽情洗浴了。温泉自地下冒涌出来，冲起沙粒，对浴者的皮肤冲击搓磨，比现代浴室超豪华设施美妙得远了。在洽川，这样的泉有多处，细如蚁穴，大如车轮。《水经注》等多种典籍都有生动具体的描绘。现在成了各地旅客观赏或享受沙浪浴的好去处了。

    ⑦这肯定是我见过的最绝妙的温泉了，也肯定是我观赏到的最壮观最气魄的芦苇荡了，造化给缺雨干旱的渭北高原赐予这样迷人的一方绿地一塘好水，弥足珍贵。我在孙犁的小说散文里领略过荷花淀和芦苇荡的诗意美，前不久从媒体上看到有干涸的危机，不免扼腕；从京剧《沙家浜》里知道江南有可藏匿新四军的芦苇荡，不知还有芦苇否？芦苇丛生的湿地沙滩，被誉为地球的肺。无需特意强调，谁都知道其对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功能。

    ⑧在黄河滩的洽川，芦苇在蓬勃着，温泉在涌着冒着，现代淑女和现代君子，在这一方芳草地上，演绎着风流。

（有删改）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