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贤：探寻超导世界“新高度”

    1月9日，75岁的赵忠贤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他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里的首位“40后”。

    生于辽宁新民的赵忠贤，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里透着东北人的直爽和幽默。“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要大家说‘这个老头还不错’，我就挺高兴。”接受采访时，他饶有兴趣地讲起40余年持续研究超导的往事。

    1911年人类发现超导，而这一年中国还在辛亥革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洪朝先生回国才带着国内的年轻学者，首先实现了氢和氦的液化。我国当时在科研基础和知识储备上的薄弱可见一斑。然而幸运的是，赵忠贤在中科大得到了包括钱三强在内大师们的悉心指导。“我至今记得先生们在黑板上写教案的情景。”赵忠贤感慨地说。这段求学经历让赵忠贤在日后的科研中学会了如何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如何在设备差、经费少的情况下依然把科研成果做得漂亮。

    上世纪80年代，赵忠贤在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同行们评价赵忠贤时总要提到他的“特殊能耐”。“他总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把科研先做起来。”早年经费有限，项目组使用的基础设备就是赵忠贤和同事黄玉珍亲手绕制的烧结炉。

    1986年，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了镧-钡-铜-氧体系可能存在35K超导的论文。当时国际超导主流尚未认可这篇论文，而赵忠贤和其他少数几个学者对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产生了兴趣，该文中提到的“杨·泰勒”效应与赵忠贤1977年文章中提到的“结构不稳定性又不产生结构相变会导致高的超导温度”产生共鸣，促使他立刻组织团队，在科研条件相对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不久，赵忠贤的研究成果推翻了传统的理论，他向全世界证明超导临界温度是可以超过40K的，突破麦克米兰极限温度的超导体，被称作高温超导体。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震动了。赵忠贤被称为“北京的赵”，出现在国际著名物理学刊物上。此后，仍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赵忠贤“乘胜追击”——1987年2月19日深夜，他的团队独立发现了临界93K的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亿－钡－铜－氧。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让赵忠贤团队因此荣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也作为团队代表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纪录并保持至今，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曾经有一种说法，科学家的黄金科研时期是短暂的，当青年科学家走过自己的创新高峰期之后就会趋于沉寂。然而，这个说法在赵忠贤这里并不成立。1987年的辉煌已经过去，20年后，赵忠贤的名字再次震动了世界物理学界。这一年他67岁。

    2016年9月，我国研制出全球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这一消息在业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它被认为是铁基超导材料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产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在美、日、欧等国家的铁基超导线制备还处于米级水平的时候，我国已走在世界最前沿。

    这一切，与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八年前在铁基高温超导研究上实现的突破是分不开的。

    半个世纪以来，赵忠贤的名字一直与我国超导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我国最早提出要探索高温超导体，最早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他在高温超导研究出现的两次重大突破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中国站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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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常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白送更别想，只能立足于自己咬牙攻关，知识报国，把个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科学研究，其实就是一滴水，汇集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古代中国曾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多贡献，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有这个志气和能力。”

（摘自《忠诚超导终成贤》）

②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从未让赵忠贤感到枯燥。“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赵忠贤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理想和生计成为一体，一辈子干着自己喜欢的恶业。同样让赵忠贤觉得幸运的，还有数十年来他能够遇见诸多优秀的合作者。

（摘自《超导斗士赵忠贤：国际物理学界代表中国的符号》）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说“孝”》，有删改）

    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

    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

    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

    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

    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大地》，吴趼人的《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均不免此病，这也还是卖弄学识。

    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

    “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越有才气，也就越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

    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选自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

孙伟平

    ①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前途远大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远未成熟、后果难以预料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改变着人本身，改变着对“人”的认知。

    ②在过去40亿年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有机化学规律演化的，演化的过程既缓慢又艰辛，然而，作为无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改变传统的生命演化规律，并且传统的生命演化节奏也收到影响。随着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人的自然身体正在被“改造”，同时，人所独有的情感、创造力等社会性正在为智能机器获得。

    ③人形智能机器人的研制是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智能机器人在外形上可以不像人，但也可能“比人更像人”。一些乐观的专家大胆预测，到2050年，人形智能机器人将变得和“真人”一样，令人难分彼此，“凡是人所具有的，人形智能机器人都具有”。智能机器人究竟是否是“人”，必将，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争辩不断的时髦话题。2017年10月25日，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吃螃蟹”，授予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女性机器人索菲娅（Sophia）以公民身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

    ④人工智能对“人”提出了挑战，当人的自然身体与智能机器日益“共生”，那时，我们将要思考新兴的“共生体”究竟是“人”还是“机器”？如果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允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定制一个或多个外形和内在类似的“自己”，令自己永远“活”在世界上。

    ⑤正在研制的智能机器人不仅模糊了“人”本身，更是对人的本质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会思维”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机器也会思维”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的共识。例如，2016年以来，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采用大数据的自我博弈训练方法，相继击败了李世石、柯洁等围棋世界冠军，展现了它在“变化无穷”的围棋领域优于人类的大局观、控制力和创造力；最新的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 Zero）更是完全不借助人类的棋谱，“抛弃人类的经验”，从随机走子开始自我对弈学习，仅仅40天就“自我训练”成为了世界最强；这既给围棋界和社会各界带来了颠覆性的感官刺激，也令我们见识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威力，令智能系统具有控制力、创造性等变得不再那么有争议。实质上，当智能机器不仅在存储、运算、信息传输等方面远超人脑，而且在控制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情感的丰富度等方面也超过人类时，就对人的思维本质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⑥如果以上的描述和分析成立，智能机器人将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那么，就难免导致以下一系列“顺理成章”的问题，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享有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就如猫、狗之类宠物尚且享有一定的动物权利，人形智能机器人与它们相比“更加高级，”，它们是否更应该受到尊重，拥有更多的权利，包括避免被人类过度使用，或者置于可能导致软硬件受损的恶劣环境之中；是否具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包括不能被视为人们的“仆人”，不能够侮辱和虐待……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并且新的问题肯定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⑦观照现实，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大潮汹涌澎湃，智能机器人可以比较廉价地生产，且仍然在不断地开发、完善和升级；智能机器人已经广泛进入人们的学习、生产、生活、休闲、娱乐过程，成为人们学习的老师、工作的伙伴、生活的助手、游戏的玩伴，甚至像家庭成员一样的机器人伴侣、孩子……展望未来，智能技术正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具有自主意识、创造能力、类人情感、社会交往属性的智能机器人已经渐露端倪，很有可能变得与自然人难以区分。这一切令“人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9日，有删改）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一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