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的权利

张承志

    进入9O年代以后再做草原之行，感觉说不清地在哪儿变了。在社会和自己、蒙古牧民和我之间，仿佛硬拱进了一个第三者。它使人别扭不快，使人心思烦乱，而且使长久的安宁被一丝丝抽去。

    在都市里我已经习惯了它。换言之，我们习惯了日复一日在罪恶的喧嚣中，让双耳渐渐失聪，让眼球终日充血，让心灵的休息和宁静被扯出一根线，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地被抽着，像抽丝，像吸血。我们在大都市里以憔悴换回存活，再拼命干才能捎回一点意义。

    而漠北草原不同。那里静谧得简直能听见四十里外的一只獭子咳嗽。或者，在草海潮动时，能吞吸近在咫尺的声音。所以汽车和拖拉机常常闯到鼻子下才被人听见。

    我的养生之道，是两年里去草原休憩一回。然而人多难如愿，实际上只做到十年一两度。即便如此，在沉稳的静谧和安宁中，我摄取了清风露水，也摄取了安宁和平和。身心调整一月，然后人就能重返城市前线。

    原来养牧五畜的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费几千年时间逐渐凝结了自己的民族和传统。他们享有几十里空阔无人的前庭，依靠绵延茂密的后山。视野里遥遥出现一星人影，他们知道那是谁家的老人去寻马找牛。夜深时仿佛传来一声响动，他们会意那是北边的某某趁月色运送青贮草。酷热的夏天午后他们放心地在山腰熟睡，因为毗邻的羊群今天向东面出牧了，而自家羊群应该在西山游荡。冰封雪断的冬月平原出现了两骑马，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外人闯入的消息在傍晚前就能传遍方圆百里的所有人家。

    全套的语言依这种环境和生活建立起来，教科书和外语学院是无法归纳它的。全套的传统习惯和民族心理也在这里丰满。他们剽悍，因为必须降服野性的大畜；他们勤劳，因为生计贫富成败都只在自家一户每日的安排；他们寡言，因为自幼至老不出草海，针对外界的语言从来只是在半导体收音机里听过；他们满足，因为祖辈相传直至上溯成吉思汗，生活就是如此，而且平民的富裕也就是如此；他们热情，因为他们精熟四野，他们自己在风雪中独自找马或买粮的时候，也必须投宿求人。美好的文化形象被传诵了，蒙古草原，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拥有勇猛、古老、善良的名声。

    但是，今天这一切正在遭受着粗暴的破坏。前年回草原时，以前毡房羊群布散草海的风景，被挖上了疮疤似的窟窿——原来想发财的人刨开了青草，挖出一个个土法采铜的矿井。采矿坑或是长槽，深数米；或是坑道，深不可测。草地上游荡着三五成群的闲汉，用肉引开牧民家的狗，闯进毡包抄起壶自斟自饮。夜间不时蹿过摩托，载重卡车隔几天就运走一车矿石。

    以前，牧民讲述四周地名的时候，说到奥由特，总是带着神秘的语气。“有翡翠的地方”，我听着也觉得高兴。可是如今奥由特成了破坏植被和自然的情报源，亘古以来游牧民族享有的安宁被打破了。

    去年夏天再回草原，牧民兄弟的神经已经失衡。丑陋的黑洞愈挖愈多，家门口南边山坡上，视野中已是一片疮痍。采矿队搭的地窝子挡住路口，他们每天开着拖拉机汲水，使得水井总是几近干涸。牧民们的眼神不再自信和悠闲，他们老是紧张地盯着山梁上溜达的人影。家家的狗都晕头转向，不知该叫该咬；黑糊糊的地窝子附近，草原上甚至奔跑着两三头猪。马驹在矿坑里摔断腿，掉队的羊被人盗走。争吵纠纷时一片混乱，你蒙他汉，各自吵嚷着对方听不懂的语言。

    安宁被破坏了。古老的生活，被推上了一个边缘，摇摇欲坠。粗暴的深沟，不仅挖在奥由特的山坡上，它挖得文化、自然还有人心都伤痕累累。

    享有纯粹而悠久的安宁，也许是蒙古牧民的一项奢侈。虽然它才是人的基本权利。怕的是才刚刚开头，我想着打了一个寒噤。

    自然保护的话题正在外面大肆流行，而自然于一户户牧人是“努特格”，这个词一层层有营盘、草场、家乡、祖国的含义。或许他们该去听听天山天池的哈萨克，以及北京三里河的“和屯”人，听听更地道的绝望和不安。我沉吟了许久，空空凝视着旱季的绿草原。

    正在这时门前喧闹起来。出去看，牧羊犬咆哮着，对着远处两个怪物般的黑点狂吠。孩子们抄起套马杆，兴奋地跑去追赶。原来是挖矿人养的猪窜来了。惹得孩子们想套翻它。大人又吆狗又骂孩子，后来静了下来。像是话匣子里刚响过一个难听的插曲。当夜异常的静，包外又不时有摩托的响声。

    我睁眼望着半圆形的、蒙古包的天窗。墨蓝的天穹上缀着几颗星星。还是那个古老的大陆腹心的草原之夜，它眨着眼，注视着我们的不安。

（有删改）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印度）拉斯金·邦德

    我一个人独自坐了一个座位间，直到列车到达罗哈那才上来一位姑娘。为这位姑娘送行的夫妇可能是她的父母，他们似乎对姑娘这趟旅行放不下心。那位太太向她作了详细的交代，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不要把头伸出窗外，避免同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不知道姑娘长得如何，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知道她穿了双拖鞋。她说话的声音是多么清脆甜润！

    “你是到台拉登去吗？”火车出站时我问她。

    我想必是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因为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低低地惊叫一声，末了，说道：“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是啊，这是常事，眼明目亮的人往往连鼻子底下的事物也看不到，也许他们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而那些看不见的人反倒能靠着其他感官确切地注意到周围的事物。

    “我开始也没看见你。”我说，“不过我听到你进来了。”我不知道能否不让她发觉我是个盲人，我想，只要我坐在这个地方不动，她大概是不容易发现庐山真面目的。

    “我到萨哈兰普尔下车。”姑娘说，“我的姨妈在那里接我。你到哪儿去？”

    “先到台拉登，然后再去穆索里。”我说。

    “啊，你真幸运！要是我能去穆索里该多好啊！我喜欢那里的山，特别是在十月份。”

    “不错，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脑海里回想起眼睛没瞎时所见到的情景，“漫山遍野的大丽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这个时候，大多数游客离去了，路上静悄悄的，就像到了一个阒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无语，是我的话打动了她？还是她把我当作一个风流倜傥的滑头？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外面天气怎么样？”我问。

    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毫不奇怪。难道她已经发觉我是一个盲人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句话马上使我疑团顿释。“你干吗不自己看看窗外？”听上去她安之若素。

    我沿着座位毫不费力地挪到车窗边。窗子是开着的，我脸朝着窗外假装欣赏起外面的景色来。我的脑子里能够想像出路边的电线杆飞速向后闪去的情形。“你注意到没有？”我冒险地说，“好像我们的车没有动，是外面的树在动。”

    “这是常有的现象。”

    我把脸从窗口转过来，朝着姑娘，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默默无语。“你的脸真有趣。”我变得越发大胆了，然而，这种评论是不会错的，因为很少有姑娘不喜欢奉承。

    她舒心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宛若一串银铃声。“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她道，“谁都说我的脸漂亮，我都听腻了！”

    啊，这么说来，她确实长得漂亮！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大声道：“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啊。”

    “你真会说话。”她说，“不过，你干吗这么认真？”

    “马上你就要下车了。”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谢天谢地，总算路程不远，要叫我在这里再坐两三个小时，我就受不住了。”

    然而，我却乐意照这样在这里一直坐下去，只要我能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就像山涧淙淙的流水。她也许一下车就会忘记我们这次短暂的相遇，然而对于我来说，接下去的旅途中我会一直想着这事，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难忘怀。

    汽笛一声长鸣，车轮的节奏慢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收拾起她的东西。我真想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长发散披在肩上？还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驶进站。车外，脚夫地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车门附近传来一位妇女的尖嗓音，那想必是姑娘的姨妈了。

    “再见！”姑娘说。

    她站在靠我很近的地方，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撩拨着我的心房。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可是她已飘然离去，只留下一丝清香萦绕在她站过的地方。

    门口有人相互撞了一下，只听见一个进门的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接着门“砰”地一声关上，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了起来。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列车员嘴里一声哨响，车就开动了。

    列车慢慢加快速度，飞滚的车轮唱起了一支歌。车厢在轻轻晃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摸到窗口，脸朝外坐了下来。外面分明是光天化日，可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有了一个新旅伴，也许又可以小施骗技了。

    “对不起，我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吸引人。”他搭讪着说。

    “那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着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注意，”他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不过她的眼睛我倒注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可对她毫无用处——她完全是个瞎子，你注意到了吗？”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大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向一颗麦子致敬

①寒露传信，霜降渐至。秋收秋耕之后，麦子，这个大地母亲的宠儿，又迎着凛冽的朔风 ， 打点行装，踏上它“人生”的征途了。

②说它宠儿，是说，与像是“读速成班”的高粱、谷子、大豆、荞麦、红薯这帮兄弟们相比，显然，麦子是经过“十年寒窗磨一剑”的历练走出来的，因而走得更远，更有出息。

③在此，我想起了一句古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想，这话是说给麦子听的。你看，它不像是别的兄弟，总喜欢春天旅游秋天回家，一路乐乐呵呵，去享受春之温融夏之翠茂秋之艳美；这么多美好的日子它不选，当听说冬天要来时，就特意选择在深秋，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④在红叶的簇拥下，在翠竹的感召下，在秋菊的牵伴下，躺在泥土中的麦子，喝足秋后母亲大地所剩不多的奶水，咬紧牙关，用尽平生力气，脚跟蹬直，奋力向下，眼睛望着高远的苍穹，膨胀，膨胀，再膨胀，只觉“嘭”的一声，麦子用它像钢针一样的小脑袋，刺破大地裹在它身上的一层有些薄凉的胎衣，袅袅娜娜地出生了。

⑤麦子不愧是庄稼家族中的勇士，虽然它出生时天气已近微凉，但它不怕，一旦窥见外面的光明，就向着能成就它光明的目标使劲奔跑：它揉揉惺忪的睡眼，伸了伸懒腰，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骨碌一下站起来，在秋光里摇曳着它针叶似的小手，不顾一切地抽绿，一片，两片，三片……然后叶色也由浅变深，鹅黄，浅黄，淡绿，葱绿，于是，要不了几天，一棵茁壮葳蕤的秧苗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⑥此时，已是深秋。苍山远黛，枯树寒鸦。一片片枯叶正在悄然落下，回归自然；几只雀鸟嘴里衔着枯枝败叶，正在忙着搭窝，作着过冬的准备。地里早已场光地净，玉米、大豆、花生、棉花，一切秋季作物，紧随季节的脚步，都已回到屋里，开始享受温馨的生活。麦子却不，趁着秋光还未走远，它们像商量好似的，白天跟着太阳，夜晚撵着星星，匍匐着，拉扯着，熙攘着，不遗余力地生长着，力争把根扎得深深的，把棵蓬得壮壮的，以待风雪的到来。

⑦随着气温的递次下降，在一个冷风吹袖的早晨，汹汹涌涌的寒霜终于来临了。来时，那霜像是带着一把利刃来的，吓得大伙儿都溃散了。莆柳蔫了，翠鸟也不见了；早些天还娇羞欲滴的红荷，也枯皱着脸，香消玉殒了。看那阵势，我放心不下，心想，这下糟了，怕是麦苗也撑不住了，于是怀着忐忑的心走向麦田，我发现它不但没有死去，反而它的叶片越发地变得肥厚了，腰杆敦实了，叶色更加的浓绿碧透了。

⑧此时，我想起了，在一本书上看的，这在农作物学上就叫“春化”。由于麦子经过了春化阶段，也就是说，经过了寒冷的锻造，因此，用麦子磨出的面，成型，能够加工成各种面食，吃起来也筋道，有味。细想想，那是因为它凝聚有一种魂魄在里面。而其它作物，由于没有经过春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没有经历风霜的考验，因此吃起来，其味道就大打折扣了。

⑨无论说它是一位卓越的战士，还是说它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枉谈。你瞧，在这万籁俱寂的当儿，一切生命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它——麦子，在别人都休息的时候，却别出心裁地攀爬了。它在想，你老天爷不许我长地上的苗儿，趁着没人打扰，那我就安安静静地长地下的根吧！

⑩于此，我想起了上中学时老师在生物课堂上讲的话，麦子，之所以它能结出让大家都喜欢吃的优质口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个庞大的根系，能够让它摄取到四面八方充足的营养。而这个比它身长还要长的庞大的根系，都是在这个冬季潜心努力的结果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子的成功，还应该感恩这段难得的人生历练呢！

⑪当天气冷到极至时，大雪终于是落下了。雪，是春天的使者；雪来了，那些生命的强者，自然又是奔跑在春天的路上了。此刻，徘徊在风雪弥漫的田埂上，我似乎看到，紫燕喳喳地已经站在起跑线上憧憬未来了，塘柳也甩动着它婀娜的腰肢露出鹅黄了，梅花也欢天喜地地绽放枝头了，翠竹也不甘示弱地临风挺立了。若说它们，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青帝”眼中的佼佼者，是人们心中尊崇的为数不多的英雄，是勇士。要说能让我引以为奇的，那当然还是麦子。因为，最普通，最大众，始终青青一色，表里如一，且能够在严冬的大熔炉里走出来无怨无悔地养活着地球上1/4人口的生物，也只有麦子。

⑫严冬，对庸者，是险山，是恶水，是一道永远也逾越不过去的屏障；对勇者，是靶场，是砺石，是一座让自己浴火重生的摇篮。雪，对懦夫，是腥风，是血雨，是一道永远都打不败的拦路虎；对智者，是春风，是蔚红，是使自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瞭望台。麦子，当然是属于后者。

⑬经过一个大冬天的休整复苏，养精蓄锐 ， 待春天真正到来时，麦子就可以系紧鞋带，永不回头地一撒腿跑到终点了。

⑭站在春天的门槛，麦子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径直跑向终点的。其实，麦子就这么简单，没有曲曲弯弯，城府不深。不像是枣梨杏桃，先要经过姹紫嫣红的前戏，再来一番“绿肥红瘦、雨虐风骤”的感叹，才能结出果实；不像是高粱，把果实举得高高的，作炫耀之状，让人觉得它高不可攀；也不像是红薯，深深地把果实埋藏在地下，让人对其心生不可琢磨的疑惑。麦子就是这样，长得简简约约，憨憨厚厚，像是朴实的农民，没有花花肠子，在别人还沉浸在春天里游山逛景时，为了一个目标，它弯儿也不拐，就一个心思地匆匆分蘖，拔节，抽穗，进而扬花了。

⑮麦子，倾其毕生，熬过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苦旅，终于在布谷声声的六月，扬起了笑脸，结出它心心念念的叫做麦粒的果实。把麦粒托在手里，晶莹，剔透，骨感，沉重，怎么看怎么觉得，那分明是用眼泪凝成的岩石。

 （取材于张富存同题文章）

忆长征        杨成武

夜晚，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以往，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逢过年或者“八一”，都要举行一些联欢活动。

记得一九三三年在藤田，各种活动之规模异常宏大。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作战有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那次，军团奖给我们四团一面红彤彤的大旗，上面写着“英勇冲锋红四团”几个醒目的大字。

温坊战斗胜利之后，在福建长汀南山坝进行的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又别具风味。那次，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热情真高，百忙之中编写了一个以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收复英租界为背景的剧本，还亲自担任角色登台演出。

我们更是活跃，做游戏、运动比赛……全和战士一起，闹成一团。常见的一种游戏——击掌传手绢，总是引得大家笑声不绝。还有什么“矮人过桥”（钻凳子）啦，比赛唱山歌啦，名堂多得很。在那热热闹闹的气氛里，同志们回忆一年的战斗与工作，谁都想争着摆一摆，谈一谈。

今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激励斗志。我们的红军队伍，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江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

天将破晓，耿飙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吃罢早餐，耿飙同志和我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一到江边，嗬，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像在向我们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飙同志和我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原来，在我们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这时，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1华里=0.5千米）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下午，我带着负伤未愈的隐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我们的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1公尺=1米）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我和团长：“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飙同志与我分头动员，组织力量。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我们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我们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就在这时，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十八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

我正要去三连，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事后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毛振华同志我熟悉，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是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我不大清楚。他见我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飙团长和我忙坏了，直到半夜一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十八个名额中的一个。有的同志没被挑上，不服气，直接向团长和我请战。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九点钟，佯攻先行开始。我们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攻势，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我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八位勇士。这八名是从十八名勇士中逃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

我对这八名勇士说道：“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着，我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我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祝你们胜利！”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八位同志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