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字希文，少有志操。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置府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

    葛怀敏败于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进枢密直学士。仲淹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诏不听。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以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节选自《宋史·范仲淹传》）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①，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②。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予公室，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选自《史记·管晏列传》，略有删节）

为君难论

欧阳修

    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

    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 ， 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专，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是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也。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功之成败也。夫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败非，则又从而赞之 ， 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使后世人君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则虽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叹也。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

    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辩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比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

    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①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明旦宣麻，在延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幕容垂共定天下，清秦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

    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乏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

（选自《欧阳修全集》，有删节）

【注】①清泰帝即后唐末帝李从珂；晋祖即后晋建立者石敬瑭，时任后唐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