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存辍学走上写作之路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杳无音讯。倔强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或许根本不爱的男人过着体面光鲜生活的机会，似乎受到母亲、姑姑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也决计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用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用自己的脚，丈量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阔远。

    于是，坚持了两个月不到，爱玲又辍学了。子静跑去劝说姐姐去当老师或者编辑，都被爱玲否决了，她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孤傲不群，不善于表达，反正，她早有自己的安排，宽慰弟弟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1942年，窘迫的境遇并没有把爱玲推向生活的地狱，反而为她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新世纪，前途无限光明的大门。两年之后，上海最璀璨的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了。（摘自《永远的张爱玲》）

【相关链接】①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搜狗百科》）②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摘自余斌《张爱玲传》）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黄果树的歌

叶辛

    1992年，黄果树兴致勃勃地要像其他全国著名的景点一样，准备“申遗”了，而且还把考察组请了来，结果事与愿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对黄果树考察之后，留下了一段评语：黄果树是亚洲最有影响的大瀑布，但同时人工痕迹太重，生态环境太差，建议暂缓申报“世界遗产”。

    人家说的是大实话，黄果树得反省了。

    半边街是最大的软肋。黄果树大瀑布飞溅弥漫的水珠、水沫和雾露，使得它的一侧山坡，终日笼罩在朦朦胧胧的湿重雾气之中，以至这半边山坡上的植物一年四季绿茵茵、鲜亮亮的，看上去十分诱人，亦成了黄果树的一景。相反，面对着大瀑布的这半边山坡，既不会受到弥散而来的水雾水气的影响，更是眺望黄果树瀑布的最佳位置之一。老乡们就来这里摆摊设点，出售米粉、面条、包子、李子和各式的乡间小吃，特别是1982年，黄果树正式设立景区，修建了旅游观赏小道、公共厕所、宾馆设施，收取两角钱一张的门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越来越多，老乡们干脆就在这一最佳观瀑点修建起一个个饭馆、面铺、旅舍、茶馆、摄影点，逐渐形成了一条街。由于所有的建筑都修在这半边，人们自然而然把这条喧嚣、热闹、零乱、嘈杂、卫生条件也差的街，称作半边街。

    冷静下来想想，人家也是在为黄果树大瀑布着想，因为按规定，每处景点只能中报一次，若被“世界自然遗产联盟”的21个常务理事国否定，便永远不能再中报了。

    今年盛夏时节，我再次陪友人游览黄果树。那天阳光灿烂，黄果树的绿荫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片片叶子都泛着亮光，我们顺着游览黄果树的最佳线路，从陡坡塘瀑布这里往下行。

    这条线路，当年是五尺宽的古驿道。那年春天，徐霞客就是沿着这条古驿道，循声看见了陡坡塘瀑布景观的。他的原话是“瀑声震天，十里相闻”。这样的古驿道不常见了，景区把它们保护了起来，另外为游人们修了木质的栈道。

    没有人想得到，这里曾是小摊林立的“半边街”。

    沿着栈道漫步而行，白水河坦荡宽阔的流水逐渐收窄，水势悄然地形成一股丰盈膨胀的急流，湍急起来，迅捷起来，往前奔腾而泻。

    凝神观赏，游客不难发现，黄果树大瀑布的壮观气势，就是从这里逐渐蓄积起来的。

    几十年里，我游览过几十次黄果树，阴雨天到过黄果树，大冬天到过黄果树，白天来过黄果树，夜间看过黄果树，春秋天游过黄果树，大雨天赏过黄果树如洪如涛的暴怒模样，黄昏时分走近过大瀑布，清晨散步时远眺过黄果树。我时常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说，观赏大瀑布，有多个角度，可以自上而下俯视，也可以自下而上仰望，更可以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这样，才能真正领略大瀑布的风貌和神采。今天修筑的这一条游客栈道，就是顺着古时驿道的走势，为所有客人提供多滩观赏、感悟大瀑布的移动场所。

    在挨近观赏黄果树大瀑布之前，有一座哥特式的石砌尖顶小教堂，建成于1898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不可不看。前面我多次提及的半边街，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史迪威公路的必经之路，抗战中美军的运输兵到达黄果树之后，必须在这里休整。一是观赏黄果树大瀑布放松心情；二是进小教堂做心灵的洗礼；三是再往前走就要过“二十四道拐”的险峻地势了，那可是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的地方，得确认安全、道路畅通才能前行。栈道旁建有美军抗战浮雕，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

    让我惊喜不绝的是，来到黄果树大瀑布跟前，自上而下俯视，我看到了七色彩虹，在犀牛潭山涧之间迎着雪浪般的瀑布飞涛而横跨，一道一道又一道，竟然是整整三条！

    游客们雀跃欢呼，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摄影机拍摄留念，要留下这一珍贵的瞬间

    我也笑了。

    是啊，几十次来过黄果树，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三条彩虹为大瀑布系上锦带。

    回到上海以后，细细回味，仍然意犹未尽，遂欣然写下了这一篇《黄果树的歌》。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 ，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材料一：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即使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会惊讶于它们的奇景；但是生长在西湖或峨嵋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嵋也实在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比熟悉的地方美，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稀奇的景物，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眼前美妙的景致。看习见的景物，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出，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定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 ， 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是使艺术和自然之间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做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必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常听有人埋怨：“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摘编自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张彦远说：“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就是说超越自我的形体和心智，从而在静穆的观照中与自然的节奏韵律妙然契合。这种自我去除被艺术家看成是“虚静”心态形成的最为关键的一环，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自我情欲的超越，即要去除人的生理所带来的欲望，当然，这只是短暂的情感离异，目的是要保持适宜的审美态度，并不都是向往不近人间烟火的高人逸品式的境界。古代许多艺术家都反复强调艺术创作必以情动人，艺术审美中瞬间的“不与不取，不爱不嗔”的非功利、非情感的特点，恰恰是为了真正的爱、真正的恨，得到艺术美的魂灵。

二是对自我知识的超越，消除有意的心智活动，摆脱普遍的知识形式，从习惯中跳出，从僵化的自我中跳出，摒弃用心思索的自我，而对对象作纯然的审美观照。古代艺术家提出“无言”的重要主张。所谓“言”就是审美主体急于发挥自己心力智巧的作用，强于对物作刻意的解说。这种先入的知识形式和刻意的知性追求，必然导致审美静观的搁浅。这种审美活动的结果要么是得到和艺术大相径庭的理性空谈，要么是在习惯法度的拘限下得到一些摹本，永远得不到那种灵心独运的审美效应。审美中“无言”之境追求的是深层的契合，而不是吉光片羽式的言辞。

三是对自我行动的超越。中国艺术家提出“不作”的主张，即要顺应自然之势，必须不可不为而为之，禁绝苦思冥想、刻意精工。如果胸无丘壑而勉强为之，主体内乏怡顺之气，外有功利之心，这就必然造成心灵秩序的紊乱，绝不会出现虚以待物的审美态度。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然，审美主体必须以自然之心去熔铸意象，保持自己的心灵恬淡，无一丝为文之心，恰恰是创造出第一流艺术作品必要的心理氛围。

（摘编自朱良志《“虚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