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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2016届江西省临川区第二中学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1)、下列对“汉学”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学是外国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一门学问,其研究介绍者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学者。 B、汉学研究不但促进、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 C、汉学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能知道自己的长短与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D、汉学已有600多年历史,主要经历了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和“中国学”等几大阶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国学的产生没有汉学早,国学研究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 B、汉学与国学都是研究中华文化,而汉学仅仅把中华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 C、汉学用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范式研究中华文化,国学注重用生命和情感体验中华文化。 D、国学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华文化,国学研究者应负有弘扬光大中华文化的责任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国学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脉,是立国的源泉;只要没有了国学,就丢失了根本,丢失了历史,丢失了精神。 B、上世纪国内两次兴起“汉学热”,因而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 C、作者认为,汉学当热,希望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但他同时指出汉学不可以取代国学,国学应当大踏步地复兴。 D、近几年中国学界出现了国学的“汉学化”现象,国学已经变成了“在中国的汉学”,汉学也变成了“在中国的国学”。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文物曾“无人问”,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文化做了什么

龙应台

    ①文化做了什么呢?

    ②文化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台湾老兵们观看《四郎探母》,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四郎的唱词“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们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们的灵魂,疗了他们的伤口。

    ③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④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团体找到联系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历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⑤我们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泰雅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⑥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⑦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⑧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⑨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牛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比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之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其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一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一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大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庭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礼”的主要内容,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在15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瓷器制作中,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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