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魂

    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现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莫高窟的挣扎

蒋方舟

    人生从未如此文化苦旅过，前段时间，我重走了丝绸之路。真是苦旅，戈壁沙漠再辉煌壮丽，一成不变的景色看久了，即便是王维，也吟不出什么新的诗句。

    西域的入口是敦煌，僧人求法之旅从这里开始。当我在大马路上饥寒交迫接近绝望的时候，看到无尽的青黑天下压着金边，有夕阳霞光的地平线处就是敦煌，当时场景就像电视剧《西游记》的一幕，我好激动，马上想说的是：“大师兄，你快看，那就是敦煌。”

    进了城，《西游记》里面奇诡的神秘文明，变成了现代化的摩登小城，紧凑洁净。擦肩而过的很多都是外国人，场景让人有点穿越，它仿佛又变成了丝绸之路上中西贯通的重镇，异国商贾云集，胡人遍布。

    到敦煌当然是为了看莫高窟。我去之前，就有很多人告诉我：“莫高窟一定会让你觉得失望的。”乍一看，确实是如此，这里和中国其他旅游景区没有区别，到处都是戴着墨镜、遮阳帽，满脸不耐烦地排队的游客。人群里最大声的永远是小朋友的哭喊，都吵着要回家。

    但我并没有失望，因为原本也不是为了寻找民族自豪感而来的。

    400多个洞窟只开放了20多个，看完感受最深的是：美的事物总逃不过重重磨难，以及它自身求生的挣扎。

    第一重磨难来自自然。这里的雨少风大，强风把沙子吹到崖面。天长地久，入口处设置的窟檐逐渐磨损，失去了遮蔽阳光的功能。莫高窟高大，俯仰天地，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副衣不蔽体的模样。

    第二重磨难来自宗教变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过四次灭佛的劫难。最早是北魏太武帝：“各地有造佛像者诛，有经书焚烧，有僧侣悉坑之。”敦煌由于偏远，不仅没有受到废佛令的破坏，反而成为中西僧侣和教徒的避难所。他们把信念附在一斧一凿里。

    到了11世纪，新疆部分地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僧侣预感到劫难的可能性，就把数万件经书和藏画放在17窟中近千年。17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早就被洗劫，经书和佛像都已不在，只有当时藏经和尚洪辩的雕塑孤寂地守着空无一物的洞窟。

    第三重磨难是“不懂”。大部分洞窟中的佛像都在清朝重新修过。绝美的壁画围簇下，往往是呆滞死板的佛像，脸被涂得红红白白，一点表情都没有，眼珠是琉璃珠子，亮得又假又可疑，毫无动人之处。

    开放参观的洞窟里，只有隋朝修的一窟佛像从未被重塑过，三座佛像，分别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低眉的是弥勒，慈悲带笑，婉约悲悯至极；窟顶是直坠而下的飞天，飞天总是成双的，窟壁四周是撒满金粉的千佛像，现在金粉金箔脱落了大半。在这样的洞窟前，人一进去就有下跪的欲望——出于对美的诚惶诚恐。

    第四重磨难是“不惜”。藏经洞被发现之后，当时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成了千古罪人。历史上真实的王道士，虽然不懂，但是他爱惜。他先是看到官府在运输他至爱的经书时造成破损，看到送给当地官员的精品文物下落不明，然后他才变成了所谓的“卖国贼”。

    到了“文革”，当时莫高窟的48位工作人员分裂成大约12个革命派系，成天激烈内斗，所幸他们都同意一个原则：不能碰莫高窟。据说他们为了保护莫高窟，钉死了莫高窟所有的出入口。

    我想起清洗竹简上泥土的场景：当把竹简放入清洁剂中，字开始浮现，有的字开始从竹简表面脱落，像是在逃生。天下没有永恒的事物，美的文明不被发现就没有意义，可它暴露的一瞬间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就像“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一样，它必然要经历更多的磨难，几番挣扎求生才能活下来。

江南，已在桥的那边

沈潇潇

    不知从何时起，此岸江南已在彼岸，遥在桥的那边了。看完国内实力派水彩画家林绍灵的“桥那边”画展，我的思绪一连好几天都在“桥那边”打转转，一阵阵杨柳风、杏花雨从“桥那边”吹过来飘过去，搅动着我心底里的什么，似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况。我总觉得，在那些画里有一个精灵在舞蹈。这个精灵，我看不见，又隐约可辨；我说不出，却又在嘴边。它依稀是画里的一座桥、一湾水。它又不是那桥那水。它仿佛是与“桥那边”、“水那边”同在的一缕风、一抹色彩。它又不是那缕风，那抹色彩。它好像是来自“桥那边”的一声呼唤，让闻听者心头微微一悸……哦，乡愁，这就是“乡愁”！

    江南，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意象、文化精神。江南文化得益于相对丰饶的物质基础和历史上长期偏离政治中心，使得审美精神本身较少受到物质和伦理道德及政治的异化，得到了相对较为纯粹的发育。历代有多少文人墨客醉在江南，又为江南留下了多少诗性的写照！而在画家林绍灵的笔下，对这种江南文化的表现则是侧重于诗性细节的自在触摸：那河湖密布，舟桥相通，桑麻遍野，饭稻羹鱼，桃红柳绿，粉墙黛瓦，无不显示着“水做的江南”湿润、灵秀、诗性的一面。当我驻足在这一组“桥那边”的画前，心会变得像画里的风景一样湿润、灵秀和诗性，不经意间有一种庄子梦蝶的恍惚感，分不清此时此刻的我是在画里还是在画外，分不清此刻的自己是“桥那边”的一个温柔元素，还是桥这边在水泥钢筋丛林、滚滚红尘里劳形劳心的那个枯槁形象。江南水会软化、还原（至少是暂时）一颗被物质时代异化的心。这是乡愁——林绍灵安放在“桥那边”的那个翩跹起舞的精灵所施展的魔法。

    但不知我们有否还记得，现在的“桥那边”曾经是我们曾经身处的此岸，是桥的这边，是我们所来自的地方。那里有我们年迈的外婆和童年的阿娇，那里的土地里还渗透着我们的脐血。然而有一天，向往远方的我们终于走过桥去，曾经的此岸在我们的身后日渐日远，桥这边成了“桥那边”。再以后，“桥那边”慢慢地变老，犹如佳丽迟暮，又如树之落叶、花之凋零……那些曾经活色生香的事物，还有那些栽桑织布、采莲唱歌、临窗刺绣、晴耕雨读的人儿，也已杳然。在这个物质欲望膨胀的时代里，江南特有的超脱于实用理性的内在审美自由精神和优美诗性形象正在消亡之中。

    此岸正变得越来粗粝、混浊，曾经的诗性江南已在彼岸，成为桥那边的远景。更令人伤感的，是通向彼岸的桥正在我们面前迅速地垮塌，甚至已不复存在，我们已经无法抵达“桥那边”的江南。我们也越来越看不清楚“桥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奄奄一息的日暮乡关？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是遥想或回望？是忘却或祭奠？

    难道一定要到了失去了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美丽？“桥那边”之所以让人魂牵梦绕，就是因为它已与我们渐行渐远，就是因为它正在消失，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已经越来越不依靠实际时空，而越来越依靠人们心灵的记忆，依靠画家、作家、音乐家等各类艺术家们的艺术表现和学术专家的研究、阐述而呈现折射的存在，“桥那边”的江南风景和人文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性的构筑。画家林绍灵的“桥那边”，正是用他自己特殊的符号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再造了江南，也是我曾经的江南，在他营造的“桥那边”的精神文化镜像里，江南人文得以超越时空而存在，使我辈之人稍稍得到些许慰藉。然而，它毕竟已是“桥那边”的江南，是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江南，成了我们再也回去不了的地方。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人在“白发三千丈”时犹有烟波江相伴，我们呢？

（选自《散文选刊·下半月》，有删减）

秋风袅袅秋虫鸣

张强

    秋天是虫的季节。蝉在林中“知了，知了”不停地叫着，仿佛己感到时光将尽，要抓住这最后的时刻释放出生命中最后的热情；田野未收割的豆地里，蝈蝈也伏在在豆棵下“吱吱，吱吱”聒噪着，和树上的蝉声相应和。夜晚月朗星稀，凉风习习，蛐蛐、油蛉、纺织娘躲在一个角落里忘我地弹唱，时而独奏，时而合唱，直到月己西斜，夜色阑珊，仍迟迟不肯睡去，它们怕辜负大好的时光。

    蝉从五月末由黑暗的地下爬出，开始羽化为成虫，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可见六月就已经可以听到蝉声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整个夏季都是蝉的，它们不知疲倦，伴随着一路攀升的气温，把一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这盛大的阵势一直要持续到秋初。

    古时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立秋的三候为“寒蝉鸣”，这时的蝉己禁不住越吹越凉的秋风和越来越浓重的夜露，开始发出凄苦的哀号。宋代柳永《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一层秋雨一层凉，蝉弱小的身躯的确难以抵挡秋雨的侵袭，这凄凄切切的悲鸣或许就是它们无奈的抗争吧？“薄暮末蝉三两声，回头故乡千万里。”（郎士元《送别》）一声凄切的蝉鸣曾触发了多少人的千古愁思，因此寒蝉就成为悲凉的代名词，这悲凉，有的是身世之痛，有的是故国之思，有的则是离别之苦。蝉本无知，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

    秋夜中叫得最欢快最忘我的莫过于蟋蟀，月华如水，洒在庭院中、窗台下，洒在枕边洒在漓露的梦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从《诗经》中走来，唧唧吟唱的秋虫，此时就蹲在檐下的月影里，或者躲在墙缝里，趴在草丛中，它们歌唱凉如水的夜色，歌唱大地的丰收，歌唱村庄的温暖。“空庭疏雨后，四壁乱蛩鸣。”“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看，秋夜漫漫，陪伴人打发这寂寥时光的不只是一盏昏黄的灯，还有蛐蛐缠缠绵绵的歌吟。

    秋夜，纺织娘“轧织，轧织”“织，织，织啊，织，织，织啊”的叫声一点儿也不比蟋蟀逊色，和蟋蟀不同的是，纺织娘似乎很少躲到村庄的屋檐下，野外的草丛才是它们最宽广最自由的舞台。纺织娘古称“络纬”，《诗正义》中“络纬鸣，懒妇惊”是说纺织娘叫起来的时候，懒惰的妇人突然开始吃惊，原来她意识到秋天到了，冬天也就不远了，还没准备好过冬的棉衣，她怎能不惊呢，其实猛然吃惊的何止懒妇，李白《长相思》中写道：“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霜降三候为“蛰虫咸俯”，俯，蛰伏也。过了霜降，秋虫的吟唱渐渐稀疏，这古人认为秋虫都蛰伏了，实则不然，即使养在笼中，置于炉旁，蟋蟀、蝈蝈、纺织娘也只能勉强活过春节。虫的寿命使然，非人力所能逮也。但秋虫的一生是响亮的一生，它们认认真真活过，这是它们对生命的尊重。

    我庆幸和小虫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吧，它们还醒着，还用村庄朴实的方言唱着大地的歌，生命不息，大地的歌唱也永不会停止！

（有删改）

流泪的滕王阁

潘碧秀

    流泪的滕王阁江畔小舟、轻摇的芦苇、南来聚拢的风……赣江上一览无余，视野里找不到期待的身影。

    我在滕王阁的一隅，独想王勃。

    游人脆脆的思绪如牵强的秋风，薄薄地依偎在滕王阁穿越时空的坚强里。站在清冷的滕王阁上，睁眼闭眼间全是王勃清瘦忧郁的神情。斜阳拥抱着欲泣的滕王阁，阁影斜斜地躺在江水里荡漾。帝王君子犹不见，槛外长江空自流。寂寞的阁上，觥筹交错的场景不复存在，诗弦管乐也只是附和。我坐在阁的阶梯上独自听江的声音；江波的皱褶里藏着绝代的才子王勃。

    阁的忧伤无声息地让我追随。每一寸楼板、每一抹丹朱都在我的心弦上颤动。想为流泪的滕王阁续一首诗，诗里面是伤痕累累的王勃。流泪的滕王阁日日孤寂地走入我梦中，独自徘徊复徘徊。我找不到王勃的诗句，无数醒着的黑暗的夜里，枕着阁影到天明。

    有人说：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偏爱一部分人；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在朝堂上得不到肯定的滕王，一再遭遣受贬，然而层层不得意却抹不掉他悠游于世、歌舞人生的脾性。贬到赣江边任小刺史，他仍意兴遄飞地要为自己建一座阁“拍檀板唱歌，举金樽喝酒”，吸引文人才子登临放歌。那个仲秋的日子，王勃的“独角戏”正上演着。他深望着水天相接的江面，感慨人生如江面枝柯，沉浮复沉浮，一腔激情和渴望却在纸上无羁地飘洒，洋洋一派文章，力透纸背的全是对生活的向往。有人说“厚积”是为了“厚发”，王勃客居剑南数年，终有了其巅峰之作。滕王阁只不过是显其巅峰昂然之姿的一种凭借罢了。此时的长安，或许已将王勃淡忘得一干二净。谁会在抚筝时，思绪在筝上游移间，想起王勃？如今，赣江畔的孤鹜年年此时都要背起王勃馈赠给它们的礼物一上一下翩翩地飞，托起无限秋水长天的风情。

    “物是人非事事休”，游人仍在阁上徘徊留连，眺望阁外水云间，心似江水茫茫，欲拍栏干。浅云灰灰地衬着阁，如一双饱蓄泪水的眼睑。

    扁舟载着一截悠悠的阁影，忧郁地前行，涌起的江浪层层间依稀可见当年王勃的风姿。这个自幼饱读诗书、贯通九经的青年，彳亍于线装书中陶陶然的青年，瑟缩在蜀地的乡居里，不再想读书之外的事情。蜀地去长安已遥遥又遥矣。无人识君，只有在迷惘中放纵文字：《蜀中九日》、《盛泉宴》……“每有一文，海内惊瞻”（杨炯语）。人生有许多门，可其中一些门只对一些人是永远敞开的；不要试图去敲门，去敲人生遗憾的门。王勃若一心为文，历史也许会重新改写吧。可惜，王勃在剑南之地逍遥了三年，终究不甘寂寞，踌躇北上，到河南任参军。书生之迂，终惹大祸，龙颜大怒，险丢小命。人生沉浮反复，王勃心冷了。

    “一片阁/躲在云层下/疲倦和黄昏的鸟一样/面对江水恸哭。”江水缓缓流，终有温柔得叫人落泪的时候。一介书生咬文嚼字，终有让人品错味的时候。该张皇，迷惘，失落，还是愤懑？毕竟人生不是“数点扁舟向斜阳”那样诗意、简单而又直观。——人无语，惟有惆怅地醉去。滕王阁不在出产帝王将相的长安，站在这玲珑典雅的阁上，赣江无限风情一览无余，王勃的梦魂可以与阁相依偎至永远了。

    昆德拉说：生活是棵长满可能的树。王勃在客居剑南的日子里，也许模拟了日后的种种可能，却没料到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可能就立在水中候着。

    王勃如断线的纸鸢一头栽进江里去了，灵魂可依附在了江中鱼儿身上？想他经行处会不会开出一江的花来，让鱼儿也欣喜，让鱼儿也惆怅。

    斜阳已成余辉，阁上人去，鸟去，空留一片寂寥。

（选自《散文》）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注释】①孙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