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时代科举体制传袭而来，并且以兴起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文体的做法。《明史•选举二》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由于八股文成为官方所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而一般文土如果想通过科举这一关，跻身仕宦的行列，势必要对这种应试程文苦苦研习。这就造成了明代八股文的流行。

    从表现特点来说，明代兴起的八股文的一个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它的对偶性。明成化以前，八股文的句式基本上还是“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显得比较自由。成化以后，句式趋于严格化，八股对偶结构越来越明显。应该说，对偶句式并不是八股文的独创，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早在先秦诗文中就已应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以偶句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即骈文。唐宋时代，骈文的句式更趋严整。八股文的成熟，与它吸取古代骈文的艺术体制显然是分不开的。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些创作名家，如王鏊、钱福。尤其是王鏊，为八股文制作的一位大家，被人推崇，他的名篇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破题简洁明了，议论平缓不迫，层层展开，结构紧凑，对偶工整，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点。

    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的创作走向兴盛，在众多的作者当中，较有名气的则有归有光、唐顺之、胡友信。除此之外，如茅坤、瞿景淳也是当时八股文制作的大家。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人是唐宋文风的推崇者，称“唐家派”，他们时或将古文作法融入八股文之中，从而给八股文创作带来某些新的特点。

    到了明代后期，八股文的创作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一些作家身处不断更迁的时代环境，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黄淳耀等。他们在八股文中往往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上讲究灵活多变，不是一味地刻求成式。

    本来，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委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节选自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

    目前，“中国哲学”与国学好像一张纸的两面，似乎有关国学的研究都可以“中国哲学”的名义问世。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哲学”一方面想借助国学竭力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谋取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自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在现实中无法明确自身与国学的本质性差异。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多数用以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独特哲学的理由难以成立。

有人认为，“哲学”是个共名，因此“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这虽然看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  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却似乎忽略了类似的共通之处也可以存在于“哲学”与文学、艺术或宗教之间。

    还有人认为，哲学是某种文化的核心，没有哲学，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未断，因此必有“哲学”这门学问。这类说法，大约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样板而得出的一个非普遍的结论。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有Philosophy这门学问，是西方人自己最先承认，且至今还有认可中国的Philosophy并以之作为终生研究事业的人。的确，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西方耶稣会士所作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1687年）似乎是最早用“Philosopher“（哲学家）一词来称呼孔子的文献，但耶稣会士对中国思想充满主观性的、非专业性的传播，使当时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都先后一度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了解都很有限，不能用来证明中国自古就存在与西方Philosophy一样的学问。虽然现当代西方有一些学者终生钻研所谓中国Philosophy，但他们的研究多不为西方Philosophy界的同行所看重。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这种判断中国哲学之成立的方式，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的。

    还有一些学者借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Philosophy，而且还优越于西方。但只要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滞留在他们对西方传统Philosophy的批判态度上，而同时深入他们批判的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觉，他们所用的批判方法及问题意识都是典型西方Philosophy式的。拿海德格尔来说，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思想”而非“Philosophy”。但海德格尔所谓的“思想”，是对存在的真理和统治了西方Philosophy几千年的理性、逻辑之思。他批判西方传统Philosophy并非将其彻底抛弃，而是要揭示其缺陷，为更正当的理性和逻辑重新奠基。但在中国古代，并不曾有哪些思想经典对西方式的理性与逻辑做过清晰而系统的阐明论证。因此，借助作为西方传统Philosophy之叛逆者的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讧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甚至优越性，无并于缘木求鱼。

    有人担心，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类似于西方的Philosophy，就等于否认中国古代思想有对人生真理、生命的终极目的和终极精神的思索和追求。其实，古希腊有了艺术和宗教之后，Philosophy还会发展出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三者同样都能实现对人生真理和终极精神的追求，但与艺术和宗教不同的是，唯有Philosophy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这种人类所独具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掘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而艺术主要通过直观和知觉，宗教则借助于非理性的力量。西方Philosophy所表现出的这种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其必要的典型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西方Philosophy可称之为“典型哲学”，而凡是这种典型特征表现得不充分、不明显的其他哲学，诸如中国“哲学”则可称之为“非典型哲学”。

    若要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哲学，就必须找出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的真正共通而同时又与艺术和宗教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作为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表现得不充分。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对把握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认为我们也拥有作为一种独特哲学的“中国哲学”，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Philosophy的学习和训练，以培养我们本来并不擅长的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能力。

    这样的学习，不但不会瓦解中国传统思想，消解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借鉴、吸收、转化传统思想的智慧和优势，真正建构起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中国哲学。

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①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今年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了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②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③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④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⑤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⑥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诗——中华文化的灵魂

    世界上没有哪种艺术像我国古诗一样如此久远辉煌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文化。早在4000年前的《尚书·尧典》，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诗乐结合的理论。虞舜的《南风歌》《卿云歌》也正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只十六个字却昭示出一个伟大民族诗意的觉醒，从太古洪荒迎着朝阳高歌猛进。此后的《诗经》《乐记》也都被尊为经典。隋唐以后朝廷以诗赋取士，影响更大。正如《乐记》所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可见地位之显赫。

    从艺术上讲，集汉语文字声情意象之美的古典诗词，它精炼、美听、微妙，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直至近世，真如群星丽天，森罗万象，美不胜收。上从帝王将相，下到渔父耕夫，无不喜闻乐诵，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首选。流传之广，辐射之大，积淀之深，都是绝无仅有的。古诗所建构的美学理念，也随之深入人心，渗透到中华文化各个方面，成为其支柱、灵魂乃至积淀为潜意识的存在。诗，成了构建民族气派、传统风格的重要“基因”。比如音乐，刘勰就提出了“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命题。再如绘画，董其昌认为“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以诗为境。”《诗经》云：“诗者天地之心……万物之户。”画家为山水写生，本身就是宇宙诗化的再创造。建筑艺术也不例外：东坡《涵虚亭》诗：“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真是天人合一的化境。我国的戏剧，本质是诗剧。唱腔、对白多为韵语。场景布置讲究空灵、象征，处处诗意洋溢。乃至如《本草纲目》这样的医药典籍，也博引诗文，极富文采。被王世贞称为“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津津然谈议，真比斗以南一人。”甚至连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也说过杜甫的“细推物理须寻乐”之诗句激励着他钻研物理。这就是中国人的“诗歌情结”，这几乎无处不在了。

    诗主性灵，重高节，它对于人格的形成，智性的开发影响巨大。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都集中体现了先烈们在困厄面前的浩然正气。它将亿万斯年鼓舞着人们奋发前行。

    诗词作为文化的名片，早已蜚声世界。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读到康熙皇帝1693年为宣武门教堂作的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心身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开济大权衡。”极为钦佩，认为是对上帝与人生最好的觉解。上世纪美国大诗人庞德最佩服中国古诗。他认为“中国诗人把诗质呈现便很满足”，他欣赏汉诗的“意象叠加”与“错乱语法”并用来突出意象的视觉性，与空间的对位关系从而开创了“意象诗派”。“斧藻江山，追逐风月”是古诗的一大亮点。东坡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便使西湖大添娇妩。1920年罗素来到杭州，对西湖之美赞不绝口。他说：“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我相信“中国人才是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平和的气氛”。（《罗素回忆录》）正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才使这位睿智的老人如此动情。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就是这样在尊重前贤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方崭新的诗歌天地。作为身处时代壮潮的我们，应当谦恭地学习古人，接通文脉。并立足当代美学思潮，勇于探索，继雅开新，为中华诗词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