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后座上的婚礼

邱长海

    三叔从老家来省城帮儿子筹备国庆节举行的婚礼，看着儿子为找不到加长林肯或凯迪拉克作婚车而唉声叹气，他一次次欲言又止。这一晚，皓月当空，父子对饮。

    1981年，鲁南山区，大豆高粱在田野里飘香。三叔的爹，我的爷爷忙着张罗第三个儿子的婚事。那时候，爷爷当了村主任，最后一个儿子的婚礼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这天一擦黑儿，爷爷就提着两瓶兰陵大曲，揣着两盒孔府烟跑了十多里的山路，摸到前进村村主任何大把式家里。前进村原来叫水洼洼庄，改革开放后靠养鱼致了富，改名前进村，去年买了台手扶拖拉机，更是闻名方圆几十里。爷爷刚开口，就被对方堵了回来。国庆节日子旺，拖拉机早被乡长的公子结婚定下了。“要不，你把它推走？”何大把式指着墙根的一辆独轮车说，“咱也就配这档次。”爷爷脸一红，二话没说，拎起桌上的两瓶酒抬腿就走。

    爷爷到家时，两瓶酒只剩下半瓶。老人家把三儿子招呼过来父子对饮，那晚，皓月当空。

    1953年秋天，爷爷娶奶奶的时候，换了身干净衣服空着手就进了岳母家的门，回来时，他手里就多了新媳妇的一只手。三十多里山路，奶奶的小脚实在走不动了，爷爷就向路边收庄稼的老乡借了辆独轮车，一边是黄澄澄的玉米，一边是腮上红扑扑的奶奶。车子“吱呀吱呀”唱了一路，像是最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引着他们踏上了幸福生活之旅。

    爷爷说这些时，一脸的甜蜜，听得三叔眼里潮潮的。

    第二天的正午时分，爷爷满身大汗进了家门。院子里多了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那时候，大金鹿还是个稀罕东西，不亚于今天谁家买了辆小轿车。全村人都羡慕得不行，就连母亲、二婶也看得眼睛放光，据说回家后闹了好几天。

    眼看婚期将近，三叔抓紧时间练车。于是，早晨下地前或者傍晚回家后，村里人就看见三叔在村西的麦场里卖力地演练——对他来说，将要驮回的岂止是新媳妇，更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啊！

    有了这辆自行车，就好像一桌酒席上有了鲍鱼，一家人顿时多了底气；有了这辆自行车，就好似一场演出来了名角儿，全村的人们都盼着好戏开演。

    万众瞩目的日子终于来了。大金鹿前把上的大红花与三叔年轻的笑脸相映生辉。

    三叔潇洒地跨上自行车，昂首挺胸上了路。身后是一支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三叔第一次看到属于自己的新媳妇——他们是媒妁之言，这之前，两人只在邻村的露天电影场见过一面，却从来没有说过话。

    三婶在村里小姐妹们羡慕的目光中坐上三叔的自行车后座，一时间，唢呐叫得欢。在我们鲁南老家，新郎接新娘有很多规矩，其中一务就是：新娘不说话，新郎不回头。人逢喜事精神爽，秋风得意车轮急，三叔脚底生风，很快就把送亲的队伍甩在后边，三婶也不能说话。

    三婶娘家到三叔家的路上有一段上坡路，三婶心疼累得满头大汗的三叔，就跳下了自行车，帮忙推了一把。上了坡，三叔不能回头看，根本不知道三婶下了车，也不知道她还没坐上来，就骑着空车走了。直到进了村，才发现坏了，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掉头回去找新媳妇。

    新媳妇根本没有回娘家——她哪里丢得起这个人哪！大家找来找去，终于在那段上坡路边还没收割的玉米地里找到了正生闷气的三婶。

    当然，婚礼照常举行，乡亲们喜酒照喝，只不过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

    三叔说这些时，一脸的幸福，听得儿子心里酸酸的。

    三叔的儿子把父母的故事说给未婚妻听，她听得泪光闪烁，一脸的神往。恰好他们看到报纸上登着一家婚庆公司推出了自行车婚礼的消息。两人眼前一亮，手牵手走进那家婚庆公司，就像父辈一样，他们打算在这座城市里，举行一个万众瞩目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婚礼。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独轮车、自行车上的婚礼带给我们的幸福感，是林肯、凯迪拉克带不来的。

菜大爷

刘奇叶

    菜大爷是居住在城郊西村的一位退休工人。菜大爷姓蔡，“菜大爷”不是他的真名，而是邻里送给他的一个雅号。

    菜大爷的住房是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砖瓦民房，后面有个小菜园子。退休后，他把下地种菜当作一种乐趣。菜园子一年四季都能产菜，除了供给他与老伴儿老两口平常生活吃菜外，总是还剩余不少菜。于是，菜大爷在闲余之际也挑着自己种的菜到菜市场上去卖。

    菜市场离菜大爷的家很近，穿过一条街道就到了。买菜的很有眼光，尝过菜大爷的菜后，下一次哪怕菜大爷卖得比其他的摊位贵，也会被一扫而光。

    人们知道，菜大爷种的菜用有机肥料施肥，吃起来好吃又健康，属于真正绿色环保的蔬菜。菜大爷除了平常注意累积肥料，还经常去附近的养猪场挑猪粪施肥。渐渐地，前来买菜的人们都知道了菜大爷的菜好，亲切地称他为“菜大爷”。知道大伙儿对他种的菜十分钟爱，每次上市场卖菜归来，菜大爷心里头总是乐滋滋的。

    儿子在外地工作，多次提出想接老两口过去一块生活，但菜大爷觉得现在的生活很不错，他喜欢这种自娱自乐卖菜的滋润生活，所以一直没有答应儿子离开这个城市，他也打心里舍不得这个菜园子。

    隔壁的邻居老李头也卖菜，但他的菜是从外地贩来的蔬菜，属于无机肥料种植的那一种，味觉营养都没法跟菜大爷的菜比，人们一般不喜欢买他的菜，所以老李头每天卖菜总是早上出去，很晚才归来，有时候还要剩余些许残菜回来。

    偶尔，老李头会同菜大爷一块去市场卖菜，两人年龄相仿，又是邻居，还算谈得来。

    一天，老李头天没亮就贩回满满一担的蔬菜，在家里照常分拣为几元一把的小份后，刚要挑市场上去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绞痛，顿时瘫倒在地上。这一切正好被菜大爷瞧见了，他赶紧叫车把老李头送进了医院急救，接诊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切除手术。

    手术后的第二天，菜大爷去医院看望老李头时，老李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老伴儿正在给他喂粥，一见菜大爷来了，老李头两口子一个劲地道谢。见老李头手术很成功，菜大爷也为他高兴。聊天中，一贯热心肠的菜大爷问老李头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如果有就尽管说，邻里邻居的互相照应嘛。老李头听了，却欲言又止的样子，菜大爷便追问他是什么事情。原来，他是心痛前日贩回的一担蔬菜还放在家里没有卖掉，担心自己住院几天后，那一担蔬菜会白白地烂掉，怪可惜的。菜大爷听了，未加思索地答应帮老李头把菜挑去市场上卖了。

    回去后，菜大爷二话没说，到了老李头家便把那担蔬菜挑去了市场。才到菜市场口，买菜的人们就一窝蜂围拢上来，容不得菜大爷说明一下这菜的来源情况，那担菜又被一扫而光了，哪有菜大爷陈情解释的空隙？望着一副空空的担什和一堆零零碎碎的钱币，菜大爷愣在那里好一阵，仿佛做了一件大亏心事似的。

    当天下午，菜大爷把卖菜的钱如数交给了老李头，说了一声家里有事就走了。老李头高兴地接过钱一点，居然比平常赚的钱要高出一倍多。他心里对菜大爷钦佩得五体投地！

    半个月之后，老李头出院了，特地买了两瓶好酒去敲隔壁菜大爷家的门，结果敲了半天没有人应。老李头问其他邻居，邻居说，菜大爷老两口搬儿子那儿去了。

    菜大爷为什么突然搬走了呢？好久好久，老李头仍没有想明白。

（选自2016年第4期《小说月刊》）

一枚铜钱  歪竹

郑飞雪

    这是一枚圆形方孔的铜钱，很普通，但伍蒙却视为宝贝。他遇事爱把玩这枚铜钱，以致这枚铜钱被他摸得油光发亮了，很是诱人。

    伍蒙跟树生本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一直很好，但近来因为他借树生钱未按时归还而打过几次架。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发誓不再还钱。树生呢，因为打了伍蒙，也没打算要他还钱了。

    树生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他说：“有种再打一架，钱就一笔勾销算了。”

    本来，伍蒙也想再打一架，可听树生这么一说，反而不敢再打了。他生怕自己被树生打得太重，医药费还不止那笔该还的钱。但他吃了亏，总想报仇，就说：“哼，等着瞧吧！

    树生以为伍蒙会去学武术，学好了，就会来找他的，就加紧在家里练武，恭候伍蒙的到来。伍蒙见树生天天练武，更是气愤不平，就暗暗学起了模拟巫术。模拟巫术，又叫顺势巫术，是以相似律为原则，以相似事物为替代品求吉或求灾的巫术手段。他当然是想替树生求灾。

    伍蒙精心制作了一个稻草人，高矮、大小、胖瘦都跟树生一样，又用一张黄色的纸，画出伍蒙的五官，贴在稻草人的脸上，再用一张白纸，写上树生的生辰八字，贴在稻草人的胸部。看上去，这个稻草人就完全是树生本人一样了。之后，他在稻草人上洒了一瓶汽油，再拿出一个打火机，“咔嚓”一声点燃了。瞬间，大火熊熊，稻草人烧成了一把灰烬。

    伍蒙很怕，担心树生被烧死了，很多天没有出门。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树生安然无恙，练起武来还是威之武之的。

    他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该不会是法术失灵了吧。不，绝不是法术的问题，一定是稻草人不像树生，以致树生安然无恙。他又尝试其他方法，用泥巴造人，捏出了一个惟妙惟肖的树生，真是怎么看怎么像。之后，他将泥人扔到水里，让其溺死。

    伍蒙很怕，担心树生被溺死了，很多天没有出门。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树生安然无恙，练起武来还是威之武之的。

    后来，伍蒙到底还是找出了原因，就是方法太毒，太过分，因为巫术也有一条规则，就是报复措施超过了对方的错误是不会灵验的。于是，他打算将一些病痛转移到树生身上，那样就是相称的了。要转移病痛，就得找病源。而这样的事又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一则怕遭人谩骂，一则怕天机泄露，这就只能靠自己了。而他一向身体健康，等了好久都没有生病。他好郁闷，问自己：“怎么还不生病呢？”

    又等了好久，还是没有生病，他开始想新办法了。下雨的时候，他故意不打伞，任雨水淋湿衣服。衣服湿了也不换，长时间浸着。终于，他病了，高烧不退，全身瑟缩着，就是通常说的“打摆子”。他一边颤抖，一边高兴。

    别人间他：“你怎么了？”

    他牙齿咬得咯咯响，强做笑容说：“我高兴得‘打摆子’了。”

    别人转过头，轻声说：“神经病！”然后。他躺到床上，盖上三床被子。被子不停地颤动，他拿出那枚圆形方孔的铜钱，放在肚脐上，口里念念有词，希望病魔尽快进入铜钱。很久以后，估计病魔已进入铜钱，他就踉踉跄跄起床，走到树生必经的路上，将铜钱丢下。之后，他躲在一边偷看，等着树生来捡。果然，不久树生就从这里经过，看见这枚闪闪发光的铜钱，立即捡起来了。

    伍蒙既紧张，又兴奋，估计这下病已转移到树生身上了。他偷偷地回到家里，躲着不出门，生怕患病的树生怀疑到自己身上来。

    第二天，树生却意外地来到伍蒙家里，将铜钱扔给伍蒙，说：“我知道，这枚铜钱是你的，给你，以后小心点，不要再丢了。”

（选自《文学港》）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

    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赢螟蛉如侍侧在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释】《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