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连缀了若干个取经故事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说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人所谓的“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摹拟这种“话本”的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元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的说唱体的艺术形式，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选自吴小如《古代小说鉴赏》有删改）

    《诗经》既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又是一个果蔬飘香的菜园子。《诗经》中的蔬菜种类繁多，水生、陆生、藤本、草本，这些蔬菜的意象，或平铺直叙，或譬喻象征，或托物起兴，抒发先民的意念和情感，表达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和热爱。

    《诗经》中的蔬菜很多，至少有30种以上，有苍耳、野豌豆、蕨、荠菜、车前草、田字菜、冬葵、香蒲、水芹等等，光是蒿类，就有白蒿、青蒿、蒌蒿、牡蒿等，大多数蔬菜清香可口，至今民间仍有采集或栽培食用，如苦菜、冬葵、荠菜、水芹、莼菜等等。其余蔬菜味道不甚美。诗经时代采择蔬菜多以野生植物为主，所以一些野菜带有特殊气味，需要经过处理才能进食，多作为穷年灾月的救荒本草。《诗经》中也有一些颇有贵族气的蔬菜，如萝卜、芫菁、莲藕、韭菜等，大约在那个时代已经广为种植了。

    《诗经》最早出现的是“荇菜”，这是种水生植物，“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关雎”为“风”之始，自古解“诗”者千万，儒生七嘴八舌，都把“荇菜”当成“起兴”的道具，以“荇菜”的流动无方，喻淑女之难求，让这道味美的菜成了陪衬，忽略了本身的食用价值。荇菜今名“杏菜”，又名“金莲儿”，多年生草本，茎多分枝，沉入水中，性近于荷花，花开时常弥覆顷亩，在太阳下泛光如金，黄灼灼小花，一看便惹人喜爱。茎与叶皆柔软滑嫩，加米煮羹，乃江南一道名菜。

    川渝一带盛行“烫火锅”，素菜中最受青睐的就是豌豆苗。豌豆苗的祖先是一种唤作“薇”的植物，即野生的豌豆苗。《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岁亦忧止。”葱绿的豌豆苗，既是饭桌上美味的食物，又成为寄托相思的精神食粮。去采豌豆苗的过程，做登山运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可以借此见自己的心上人，所以《诗经•召南•草虫》有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卷耳作为北方山石上一种伏地而生的植物，采幼苗嫩叶炒熟，滑而少味，而作蔬菜味不甚美，应是穷苦人家的菜蔬，或年岁歉收时的救荒食草。采择卷耳的过程充满了诗情画意：“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采采”动词叠加，既充满口语色彩，又音韵极美，采卷耳变成了类似于采花扑蝶一样的审美活动。

    水芹是自古食用的一种重要蔬菜，如《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诗经•小雅•采菽》“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可见诗经时代已经广为种植，后《吕氏春秋》称“云梦之芹”是菜中的极品，现在我国中部南部栽培较多，尤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最。在江苏，水芹还被称为“路路通”，常作为春节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

    《诗经•周南•芣苢》篇中，妇女采集芣苢（车前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古人采其嫩叶及幼苗作菜蔬，是极普遍的救荒本草。此外民间以为食此草可怀孕生子，且可治疗难产，有极强的药用价值，也是朴素的种族繁衍观念的体现。

    《诗经》里有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阅读《诗经》中的句子，仿佛看见阳光下一棵棵蔬菜在园子里随风摇曳。

（高智《<诗经>里的菜园子》，有删改）

    ①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

    ②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GC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③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最近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④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⑤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

    ⑥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地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

    ⑦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

    ⑧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

    ⑨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传统工艺及其器具产品历来是用与美的完美结合典范，凝结着人类自身的生活智慧，线条优雅、纹样工整、器形端庄、功能适度、取材天然。工艺本身的造物之美以及器具所折射出的文化传承肌理，历时久远却仍能让人闻其芳香，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这一鲜明的特性到了当下，却恰恰成了一把双刃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并且极大地制约了传统工艺的发展。

    传统工艺多采用一些纯天然的材质进行手工制作，不论是编扎工艺所用的竹、藤，还是雕刻工艺所用的玉石、原木，从产品个体而言都非常绿色环保，生产过程以及消费过程也很少产生污染。但从大的生态环境发展以及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角度着眼，不断地索取以及依赖天然材质，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极大破坏，同时也给传统工艺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一旦资源耗尽枯竭，传统工艺也就失去了其生存最基本的基础环境，发展与传承就捉襟见肘，工艺衰退也就不可避免。

    传统工艺素以制作精美细致著称，故而技艺较为繁琐堆砌，很多传世的传统工艺品有着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美，这是古人对日用器具的品质追求以及其审美特性的一种极大表现，也因此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目光。可是也不难发现，传统工艺背后所隐藏的精雕细琢的艺术追求固然令人赞叹与欣赏，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审美特性在现代生活中已经缺乏根基，因其与现代人追求简约的审美情趣与需求完全相悖，市场低迷在所难免。

    此外，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是口口相传的师徒制，技师与传人之间的面对面长时间授艺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技艺传承的完整性，但这种传承方式也相对脆弱，极易出现人才断层与流失，使得传统工艺的发展潜藏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在没有大工业生产普及、也没有那么多外在从业诱惑的年代，经年累月的从业训练可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工艺传人，但到了现代，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核算直接导致传统工艺后继乏人，面临“人在技在，人亡艺绝”的困境，传承之路越走越窄。

    因此，传统工艺传承，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深入挖掘现代生活需求，通过要素整合创新提供更合理有用的产品，使传统工艺借由这些产品重新走进并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

（摘编自梁玲琳、朱麒宇《再论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中的要素整合创新》）

诗——中华文化的灵魂

    世界上没有哪种艺术像我国古诗一样如此久远辉煌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文化。早在4000年前的《尚书·尧典》，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诗乐结合的理论。虞舜的《南风歌》《卿云歌》也正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只十六个字却昭示出一个伟大民族诗意的觉醒，从太古洪荒迎着朝阳高歌猛进。此后的《诗经》《乐记》也都被尊为经典。隋唐以后朝廷以诗赋取士，影响更大。正如《乐记》所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可见地位之显赫。

    从艺术上讲，集汉语文字声情意象之美的古典诗词，它精炼、美听、微妙，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直至近世，真如群星丽天，森罗万象，美不胜收。上从帝王将相，下到渔父耕夫，无不喜闻乐诵，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首选。流传之广，辐射之大，积淀之深，都是绝无仅有的。古诗所建构的美学理念，也随之深入人心，渗透到中华文化各个方面，成为其支柱、灵魂乃至积淀为潜意识的存在。诗，成了构建民族气派、传统风格的重要“基因”。比如音乐，刘勰就提出了“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命题。再如绘画，董其昌认为“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以诗为境。”《诗经》云：“诗者天地之心……万物之户。”画家为山水写生，本身就是宇宙诗化的再创造。建筑艺术也不例外：东坡《涵虚亭》诗：“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真是天人合一的化境。我国的戏剧，本质是诗剧。唱腔、对白多为韵语。场景布置讲究空灵、象征，处处诗意洋溢。乃至如《本草纲目》这样的医药典籍，也博引诗文，极富文采。被王世贞称为“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津津然谈议，真比斗以南一人。”甚至连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也说过杜甫的“细推物理须寻乐”之诗句激励着他钻研物理。这就是中国人的“诗歌情结”，这几乎无处不在了。

    诗主性灵，重高节，它对于人格的形成，智性的开发影响巨大。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都集中体现了先烈们在困厄面前的浩然正气。它将亿万斯年鼓舞着人们奋发前行。

    诗词作为文化的名片，早已蜚声世界。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读到康熙皇帝1693年为宣武门教堂作的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心身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开济大权衡。”极为钦佩，认为是对上帝与人生最好的觉解。上世纪美国大诗人庞德最佩服中国古诗。他认为“中国诗人把诗质呈现便很满足”，他欣赏汉诗的“意象叠加”与“错乱语法”并用来突出意象的视觉性，与空间的对位关系从而开创了“意象诗派”。“斧藻江山，追逐风月”是古诗的一大亮点。东坡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便使西湖大添娇妩。1920年罗素来到杭州，对西湖之美赞不绝口。他说：“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我相信“中国人才是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平和的气氛”。（《罗素回忆录》）正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才使这位睿智的老人如此动情。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就是这样在尊重前贤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方崭新的诗歌天地。作为身处时代壮潮的我们，应当谦恭地学习古人，接通文脉。并立足当代美学思潮，勇于探索，继雅开新，为中华诗词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