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币的文化内涵

王永生

    中国古代钱币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最初的分工。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易。《诗经》所记载的“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就反映了早期的交易情况。有了交易，就会产生货币。从商代中晚期出现铜贝开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币、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直至延续到清末的制钱。钱币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长河，并体现出在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连续性、阶段性及承继性，并全方位地承载和涵盖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信息。

    形制上，承继了礼器玉琮的观念，表现为圆形方孔。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古代阴阳八卦学说的具体体现。这种“外圆内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对中国古人的处事原则、行为规范，乃至中国古代的建筑结构、风水习俗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图饰上，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而专为文字。钱币上的文字，秦以前是所谓大篆，秦以后是小篆。六朝以后多用隶楷，蜀汉直百五铢的直百两字是隶书，这是中国钱币上最早出现的隶书。唐代开元通宝钱使用的也是隶书，即所谓八分书，相传是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宋代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表现在钱文书法上，更是丰富多彩，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全有；每种钱币至少有两种书体，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钱文书法中有苏东坡的“东坡体”、宋徽宗的御书“瘦金体”。一部钱币史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书法史。

    技术上，先秦使用范铸，早期为泥范，基本是一钱一范。从汉代五铢钱开始，加铸外郭，此项技术的采用，便于保护钱文，减少磨损，明显较同时期欧洲的铸钱技术先进。纸币的使用则促进了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印刷纸币，因为要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使用的一定是当时最成熟的技术；而从防私铸及防伪造考虑，所采用的又必定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说一部钱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造纸史和印刷史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从形制、图饰、还是铸造或印刷技术上，乃至对外文化交流上，钱币都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钱币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一部钱币史所串联的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史。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朝中大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名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较为精通，但是他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然而，他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被一般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有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京城可算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平生头一次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的心思从小就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于据有事物，而在于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研究。

    即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玩出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像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也都非常精深。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舞乐、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1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存在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缝合。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中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他父亲的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最终没收了杨宁史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追回国宝而努力，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全部拍卖回流到社会。王世襄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致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将宝物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陋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用了多年的买菜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们俩的墓穴中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在我国民乐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艺术创新与文化坚守始终是一对矛盾体。一方面大家呼吁民乐要进行创新，另一方面每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时，又会引发争论。比如，“女子十二乐坊”让民乐更加富有时代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有人质疑那种充满了流行元素和视觉冲击的音乐还能称之为民乐吗？总之，创新的突飞猛进，既为民乐带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惊喜，也让人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迷惑。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看，任何艺术都是人类情绪的表达，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不同时代的人，生存环境不同，必然导致其审美需求各异。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听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民乐如果不创新就难以满足听众的需求，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比如，传统民乐当中的宫廷音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民乐中的江南丝竹、河北吹乐、长安鼓乐等虽然是非遗，但因为没有与时俱进，目前也面临后继乏力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民乐诞生于农耕社会，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如今已进入现代化、信息化时代，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传统民乐自然会面临生存危机。

    回顾中国民乐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民乐始终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而逐渐演变：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民乐基本上都是单旋律的形式并具有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其创作主要是自发性的，并无专门的作曲家；到了 50年代左右，民乐创作逐步专业化并借鉴西方乐队编制出现了民族管弦乐队；80年代之后，西方作曲技术大量涌入，民乐的洋化、西化成为一股潮流，学校教育也逐步代替了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21世纪之后，民乐加电声的“盛装民乐”开始流行，如“女子十二乐坊”。

    所以说，民乐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客观条件改变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乐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这本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却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比如，有学者在评价“女子十二乐坊”时，立刻搬出音乐教科书，认为此种音乐不符合书本上关于民乐的定义，甚至还有人给“女子十二乐坊”扣上了“是对民乐的亵渎”的大帽子。但另一方面，民乐的创新也必须考虑到大众审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乐曾出现一股片面追求复杂技巧的思潮。越有难度的作品越众星捧月，越传统的作品越被打入冷宫，这种急功近利的盲目创新一度导致创作难写、排练难排、演出难听等诸多问题，被民乐指挥家杨春林先生批评为“一头沉”现象。凡此种种，都不利于民乐的传承与发展。

（选自《光明日报》2017.8.24，有删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日趋深入的讨论。

杜维明从儒家道德与“文明对话”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共同体”这个词的理想含义在于，“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种共同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公民道德，并通过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然而，这样一种统一体允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信仰差异，只要这种多样性和差异不致侵害他者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对于儒家而言，道德是形成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儒家“修齐治平”的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展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杜维明称其为“信赖社群”。对于一个“信赖社群”而言，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基于秩序的建构，更在于内心的彼此信赖与道德的影响。

对于儒家生态哲学而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共同体中。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一种扩大化的“信赖社群”，在此关系内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自由的。早期人类文明普遍有着对人的道德关怀大于动植物的特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皆是人用以维持生计的生产材料。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宫廷亦曾以大量牺牲献祭。《论语》也记载，孔子退朝后听说马厩着火，问人的伤亡情况而不问马。但是，儒家文化与传统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将动物作为没有自我意识、服务于人类的纯粹工具，而是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同时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将自身的权力欲望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在儒家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能够通过道德实践参与到天地的运作之中，影响自然万物的生长；另一方面，自然也影响、转化着人的生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天道”的尊重和遵循。可见，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也是彼此“信赖”、观照的，我们将这样一种共同体结构视为“信赖社群”的扩大化。

    这样一种道德共同体有着显著的现实效应，可以为21世纪人类发展提供生存论层面上的启发。尽管全球生态伦理的确立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从人类未来的发展上看，这构想是适合于当前需要的。

    （摘编自单虹泽《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我觉得，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远不够。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有删改）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