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与白马在一起的夏天

威廉·萨洛扬

    凌晨4点，整个村庄都在沉睡中。突然，一阵轻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我。“阿兰姆。”一个声音在窗外轻轻叫唤道。

    是我的堂兄穆拉德！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打开窗户。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虽然还不是早上，但因为是夏天，黎明前的亮光足以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13岁的堂兄穆拉德正骑在一匹漂亮的白马上。

我把头伸出窗外，揉揉眼睛。“你没看错，”穆拉德用亚美尼亚语说道，“是一匹马，你没有在做梦。如果你想骑的话，就快点出来。”

    我知道穆拉德是所有同龄人中行为最疯狂的一个，但是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马的记忆，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骑马。但我们很穷，就是因为穷，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我们没有钱，我们整个部落都处于贫困之中。每个家庭的钱都只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然而，我们很诚实，我们因为诚实而闻名。因为诚实，我们甚至相信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以诚实为荣，而且我们是非分明。我们不会利用任何人，更别说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知道穆拉德家没有马，他本人更不可能有钱买马。这匹马一定是他偷来的。可是我拒绝相信他偷了这匹马。我们部落的人不可能是贼。

    我盯着我的堂兄和他胯下的马。“穆拉德，你从哪里偷来的马？”我问道。

    穆拉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从窗户跳出来，如果你想骑马的话。”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这匹马是他偷来的。然而我对马太痴迷了，在我看来，偷一匹马来骑跟偷别的东西（比如偷钱）似乎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根本不算偷。

    我迅速穿好衣服，然后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穆拉德轻轻下马，把我扶到了马背上。在我们的房子后面是田野、果园、灌溉沟渠、乡间公路。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乡间公路。空气无比清新，骑在马背上奔跑的感觉真是爽极了。穆拉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人发现我们的。

    “阿兰姆，坐稳了。”穆拉德提醒我。然后，他双腿用力一蹬马的肚子，喊道：“驾！”白马后腿站立，前脚扬起，长嘶一声，然后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马穿过田野，跨过灌溉沟渠，向乡间公路跑去……我们跑了一圈又一圈，马和人都大汗淋漓。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得回去了。要不大家都起床了，我们的秘密就藏不住了。”穆拉德说道。

    “我们把它藏在哪里？”我问道。“我知道一个地方。”穆拉德答道。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悄悄地牵着马走进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谷仓的地上有一些燕麦和干草。

    那天下午，我正在穆拉德家玩，一个叫约翰·拜伦的农民来穆拉德家做客。约翰·拜伦的家在另外一个村庄。“我丢失了一匹马，一个月了还没见它回来。”约翰·拜伦对我的伯父、穆拉德的父亲扎拉布说。

    “你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亚美尼亚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的部落被迫迁徙到这里。你只是丢了一匹马，不要在意。”扎拉布伯父大声说道。

    “可是这匹马花了我60美元啊！”约翰·拜伦回应道。他们接下来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跑出去找穆拉德。

    穆拉德正在一棵桃树下救治一只受伤的小乌。“你居然已经私藏了那匹马一个月！”我盯着他说道。

    穆拉德没有看我，只是专心地给小鸟受伤的翅膀涂药。

    “干脆，我们把马留下来一年时间吧。”说完，我热切地看着穆拉德。

    “我知道你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骑马，但我们不能留它这么长时间。”穆拉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马还回去？”

    “最多六个月。”说完，穆拉德站起来，用力把小鸟抛向天空。小鸟努力拍打着翅膀，几乎要掉下来，但最终，它还是飞走了，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穆拉德每天凌晨都来接我出去骑马。我们在田野旁的公路上尽情地驰骋。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就把马牵回那个废弃的谷仓。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可是这一天还是来临了。那天早上，我们在牵马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正赶往镇上的约翰·拜伦。他盯着白马问道：“孩子，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小心肝。”穆拉德答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约翰·拜伦问。

    “当然可以。”穆拉德说。

    在仔细查看了几分钟后，约翰·拜伦说：“如果你们部落不是享有诚实的美誉，我几乎就认为这匹马是我丢失的那匹马。嗯，也许它跟我的马是双胞胎。”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穆拉德，穆拉德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把马牵回了旧谷仓。

    三天后，约翰·拜伦又来到了穆拉德家。

    “我的马回来了！而且，它比以前更强壮了！”他高兴地说道。

（摘自《现代青年》 2017年第5期）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 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

    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一个潮湿的下午

曹文轩

    时间到了一九六零年……

胡妈早已发现奶奶去当铺当家里的东西了。半年前的一天晚上，她向奶奶说，她打算离开蓝屋了。她说家里要她回去带孙子。奶奶摇了摇头说：“你说的不是实话。”她安慰胡妈：“这里的日子，自然不如从前了，但还能过下去。你在这里，还能挣一点钱；这钱，对你乡下的家，也许很重要呢。别再想着离开吧，我总会有办法的。再说，阿梅还小，打她出生，就是你带的，她也离不开你。在奶奶的再三劝说下，胡妈才答应留下。

    而现在，奶奶在踌躇了许多天后，却要对胡妈和宋妈开口说，她们两个人中间，得有一个人要离开了，未来的日子，已使奶奶寝食不安，若要每月再拿出一些钱来支付胡妈宋妈的工资，实在太困难了。这一天下午，犹豫了好几天的奶奶终于把胡妈宋妈叫到了楼下客厅，说岀了她心中的决定。那时，奶奶显得极度不安，脸上满是愧疚，她甚至都不好意思看着她们。

    胡妈和宋妈听罢，却都没有感到吃惊。离去的想法早已在她们的心里翻来覆去。蓝屋的窘迫，一天不如一天的衰落，她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只是乡下的日子因为灾荒越过越紧巴，她们每月得到的报酬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她们没有决然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她们实在舍不得离开蓝屋，离开这一家人。

    她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根筷子、每一把勺子，熟悉这蓝屋里所有人的喜好和脾气。一年四季，她们手脚不停地劳作，把蓝屋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日子越来越窘迫时，她们费尽心机，帮奶奶精细地计算着家人的开销。胡妈去小菜场买苿，要把菜场来回走好几遍，然后走向那个菜价最便宜的卖家。开始买卖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那时，她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佣人，而像是这个人家精打细算的主人。

    有剥好的、现成的毛豆卖，但胡妈不买，为了省那一斤五分钱。当奶奶问起何不直接买剥好的毛豆时，胡妈说“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剥毛豆，热闹。”她回头看了一眼阿梅“我们家阿梅最喜欢剥毛豆了，是吧？”阿梅就会说“我要剥毛豆！”后来，奶奶也喜欢上了剥毛豆，一边剥，一边与胡妈宋妈说笑，或不时地夸阿梅：“阿梅剥得又快又好。”

    厅里的气氛有点儿特别。

    先是胡妈开始说话。

    胡妈笑着说：“夫人，您不要为难。您留我又多待了这么久，我心里已万分过意不去了，蓝屋不比从前了，我和宋妈心里都清楚。夫人您整天是一张笑脸，可我们知道，您心里苦着呢。在这里多待一天，就让您多一天负担。夫人您不必为我们担心。我们是乡下人，什么苦都吃过，回到乡下去种地饿不死的，说不定还会好一些呢！只是心里有点放不下这里，放不下老爷、夫人，放不下阿梅……”她朝阿梅拍拍手，阿梅连忙跑过来，胡妈弯腰将阿梅抱到怀里，用她满是皱纹的脸用力贴住阿梅粉嫩的脸蛋儿，“就没有见过这么好看、这么让人疼的孩子……”

    不一会儿，阿梅觉得自己的脸湿了——胡妈无声地哭了。

    阿梅呆呆地看着。

    接下来，宋妈也说了很多话，不停地安慰奶奶，希望奶奶心安。

    她们用乡下人的语言，一遍一遍地赞美着奶奶——由哀地。

    奶奶一直微笑着，那是胡妈和宋妈所熟悉的微笑：安宁、温柔。那微笑里，还永远有一片淡淡的羞涩——是一个女孩的羞涩，虽然她已老了，但那羞涩依然。

    说着往事、眼下和往后的日子，许多事，许多话，说着说着，三个人泪流满面。

    阿梅见她们三个人哭，也哭了起来。她不太能够明白，她们为什么泪流满面，但见她们三个人哭，她也想哭。

    胡妈连忙用衣袖擦去阿梅的眼泪：“这孩子，你哭什么呀！”

    阿梅却哭出了声。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放声大笑，笑声里是流动在皱纹里的泪水。

    那个下午，世界一片潮湿……

（节选自长篇小说《蜻蜓眼》）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 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在阜平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蹬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洗菜的人也恼了，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 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蹬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

 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 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 

 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有删改）

女工头

李伶伶

①铁芳是马家岭唯一的女工头。

②马家岭盛产水果，村里家家都有几百棵果树，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节，忙不过来，都雇人。

③来马家岭干摘梨这活儿的，都是男工。男工能干，比女工出活儿。女工都干挑梨的活儿，比摘梨挣钱少，可铁芳非要干摘梨的活儿。男工们都笑她，觉得她是想钱想疯了。

④一个老大爷雇了几个男工，没够，犹豫地问铁芳：“你一天能摘多少梨？”铁芳说：“这个不好说，看树大小，还得看果多少。”老大爷一听，知道她是行家，没再多问，说：“走吧。”

⑤铁芳跟着老大爷来到果园，园里已经有五六个男工在摘梨。老大爷找了个2米高的凳子递给铁芳。摘梨的凳子分2米高、2.2米高和2.5米高三种。铁芳知道老大爷把2米高的凳子给她，是对她的照顾，但是她没接，而是另外找了个2.5米高的凳子。她今天是成心想跟那些给她白眼的人较个劲。

⑥铁芳把2.5米高的凳子搬起来后，大伙儿手里的活儿就慢了下来，都看着她，看她把凳子放在哪里。高凳子是摘大树的梨用的。大树比小树难摘很多，这事傻子都知道。摆放凳子也有技巧，内行人从你摆放的位置就能看出你一天能摘多少斤梨。铁芳搬着凳子来到一棵大梨树下，相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凳子摆在两个枝丫中间偏外的位置。大家看到后都不吱声了，低头忙自己手里的活儿去了。

⑦那天，铁芳摘的梨比男工只多不少，早上嘲笑她的人都哑了口。晚上老大爷开工钱的时候给她的跟男工一样多。

⑧铁芳在马家岭一炮打响。

⑨知道铁芳在马家岭踢得开，村里人想去摘梨都找她，有男有女。铁芳不管男女，手快活儿好就行。

⑩铁芳经常带十来个人在马家岭摘梨。因为铁芳的队伍里有女工，不了解她的人有点儿信不过他们。这天，一起摘梨的王妲身上有点儿不舒服，手慢了点儿，东家就一直催。刚干了不到两小时，催了三次。铁芳听不下去了，让大伙儿都从树上下来，跟东家说：“这活儿干不了了，我给人干活儿还没被人催过。”说着要走。这个时间不好雇人，东家不想让他们走，又不想说软话，场面一时很尴尬。这时雇过铁芳的那个老大爷来东家家里借东西，听明原委后，把东家埋怨了一通，又代东家给铁芳赔了不是，铁芳他们才留下来。那天，他们一直干到天黑把东家的梨都摘完了才收工，但是工钱并没有多要。东家有点儿过意不去，给每个人多买了一盒烟。

⑪铁芳干活儿不糊弄人，不磨洋工，一天能干完的活儿绝对不会干两天。大伙儿都愿意跟她干，雇主也愿意找她。后来雇主们想找人干活儿，都直接给铁芳打电话。这样无形中就得罪了老黑——以前雇主们都是先找老黑，老黑手里没人再找别人。

⑫老黑咽不下这口气，到处说铁芳的坏话。

⑬这天，老黑意外跟铁芳一起给一个东家干活儿。老黑后到的，见铁芳在，想走，想想，又没走。

⑭老黑找了个2.5米高的凳子，专找大树摘梨。那天老黑干活儿很卖力，摘了很多梨。摘到最后剩了一棵最大的梨树，大伙儿一起摘。有个枝丫上的梨，站凳子上不够高，搭梯子又搭不了，铁芳就爬到了树上。正摘着，忽然觉得脚踩的枝丫往下倾斜，刚想问是谁，枝丫又反弹上来，铁芳一下子从树上掉了下来。幸好树下有个土堆，又是脚先着地，没摔到哪儿。要是头或者腰先着地，铁芳整个人就废了。铁芳从地上站起来，看到老黑的背影。她什么也没说。

⑮树尖上还有最后一枝梨，太高了，谁也够不着。老黑爬树去摘也没摘到。东家说：“算了，不摘了，等它自己掉下来吧。”那枝梨向阳，颜色特别好看，掉下来实在可惜。铁芳看了看树枝，又看了看梯子和凳子，想了一会儿，找了个2.5米高的凳子摆在树下，又在凳子上立了个7米高的梯子。东家怕出危险，忙说：“别摘了，那几个梨值不了几个钱。”铁芳没说话，找根绳子，把梯子底座和凳子绑在一起，又找根绳子，一头绑在自己腰上，另一头拿在手里，然后嘱咐身边人扶稳梯子，便上凳子蹬梯子爬到了梯子尖。铁芳爬梯子的时候，梯子一直忽悠忽悠地颤，大家都很紧张。铁芳却很沉稳，爬到梯子尖后，先用绳子把梯子尖和树杈绑在一起，然后才开始摘梨。树上的梨不多不少正好摘了一筐。铁芳小心翼翼从树上下来后，大家发自内心地为她鼓掌。铁芳微笑着，悄悄扫了眼老黑，老黑不敢看她。

⑯老黑暗算铁芳的事，不止一个人看在眼里。大家都觉得老黑不地道，不愿意跟他一起干活儿了，雇主们也不愿意找他了。老黑最后落个找不到活儿干的下场。铁芳知道后，不计前嫌，跟老黑说：“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干。”

⑰人们不理解铁芳为什么接纳老黑，铁芳说：“出来干活儿，都不容易。”

⑱铁芳的男人给人开车出了车祸，她把自家果园卖了，也没能让男人从病床上站起来，整个家都靠她一个人撑着。铁芳的话，让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