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  河

（希腊）萨马拉基斯

命令很明确：禁止下河洗澡！同时规定沿岸二百公尺内为禁区。

大约三周之前，他们来到河岸这边驻扎下来，对岸就是敌军——通常被称之为“那边的人”。

河两岸的纵深处尽是茂密的丛林，林子里驻扎着敌对双方的部队。

据情报，那边有两个营，但他们并未发动攻势。谁知道眼下他们正打着什么鬼算盘。与此同时，双方都派出哨兵隐蔽在两岸的密林里，戒备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记得他们初抵此地时，还是春寒料峭。然而几天前却突然放晴，现在竟是明媚和煦的春天了！

第一个偷偷潜下河的是一位中士。一天早晨，中士下河潜入水中。不久当其爬回此岸时，肋下已中了两弹，后来只活了几个小时。

翌日，又是两个士兵下河去了。没有再能见到他们，只听到几阵机枪的扫射声，然后，便是一片沉寂。

此后，司令部就下了那道禁令。

然而，那条河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听到潺潺流水，渴望便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两年半的野战生活已使他们变得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在这两年半里他们享受不到一丝的快乐。现在他们却邂逅了这条河，可司令部的命令却是……

 “这该死的命令！”那天夜里他忿忿地诅咒道。

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远处，滔滔的河水声萦绕在他的耳际，仿佛家乡节日演奏的合唱，令他不得一丝安宁。

对，明天要去，他一定要去——让那禁令见鬼去吧！

其他的士兵正睡得很香，最后，他也渐渐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噩梦。起先，他似乎见到了它——一条河。河就在他的面前，期待着他。他站在岸边，正欲跃入水中。一瞬间那条河竟然变成了他的恋人——一个肤色黝黑、年轻健美的姑娘，她正待他奔来，可是他没有能朝他跑去，因为一只无形的手仿佛紧紧攫住了他的后背。

他醒了过来，精疲力竭，天还没有亮……

终于来到河边。他停下脚步注视着它。瞧这河！一连几个小时他都在担心这只是一种想象，抑或只是他们的一种幻觉，一种错觉。

天气多好啊！他把衣服和枪靠放在树干旁，纵身跳入水中。一俟他赤裸的身躯进入水中，承受了两年半的折磨，他那迄今还留有两颗子弹刻下的疤痕的肉体，顿时感到变成了另一个人。无形中，宛如有一只拿着海绵的手抚过他的全身，为他抹去这两年半中留下的一切印迹。

左右两岸，鸟群在自由飞翔，有时它们盘旋在他的头顶，和他亲昵地打招呼。

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任凭自己随波逐流。他还不时进行长长的潜泳。

少顷，顺流漂下的一根树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一个长潜试图抓住树干。他果真抓住了！他恰巧就在树干边浮出水面。真是太妙了！可就在这瞬间，他发现约在三十公尺开外的前方有一个脑袋。

他停下来，想仔细看清楚。对方也看到了他，也停了下来。两人面面相觑。

倏地，他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来的自我——一个经历了两年半战火洗礼的士兵。

他无法断定面对他的那个人是否是自己的战友，抑或是那边的人。他们都惊得呆若木鸡。一个喷嚏打破了平静的僵局。这是他打的喷嚏，像往常一样很响。紧接着对方开始向对岸快速游去，他也分秒必争。两人使尽全力游向自己的岸边。他先上了岸，奔到那棵树下，一把抓起了枪。还好，对方刚出水，正朝自己搁枪的地方跑去。

他举起枪，开始瞄准。对他来说，要打中对面的脑袋实在再简单不过的了。对方赤裸着身子在约二十米的地方奔跑，这是极易瞄准的活靶子。

不，他没有扣动扳机。那边的人就在对岸，恰似娘胎里出来的一样，赤条条一丝不挂。他站在这边，也赤裸着身子。

他不能扣动扳机，两个人都是赤条条的，赤条条的两个人，一丝不挂。没名没姓，没有国籍，没有穿咔叽布军装的自己。

他不能扣动扳机，他觉得此刻这条河并没能把他们隔开；相反，却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当对岸枪声响起时，他只是瞥见有几只鸟被惊起。他倒了下去，先是颓然跪下，随之整个身子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

                                                                                《音乐巨人贝多芬》（节选）
       客人小心翼翼递过去一张字条。贝多芬戴上眼镜，专注地凝视了一会：“好，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子的毛。”他说，虽然严肃，但脸上浮现出善良的微笑，“你们很勇敢……可是你们不容易了解我，也很难使我听懂你们的话。过来坐在我旁边，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
　　他敲敲自己的耳朵，随手拿过来一张纸一枝铅笔给客人。
　　客人在纸上写着：“我们要知道您的生平，把您的消息带给万千大众，使他们了解您真实的好灵魂。”
　　看了这几句话，一滴泪在大音乐家眼里闪光。他喃喃地如同独语：“我的好灵魂！人家都当我是个厌世者，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在这里我孤零地坐着，写我的音符——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比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贝多芬神往地说：
    “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接着说：
   “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拼命巴望挣扎出来。”
　　贝多芬激动而又沉郁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来访者，客人不断写下笔记。
　　命运加在贝多芬身上的不幸是将他的灵魂锁闭在磐石一样密不通风的“耳聋”之中。这犹如一座永无天日的囚室，牢牢地困住了他。不过，“聋”虽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不幸和烦忧，却也带来了与人世的喧嚣相隔绝的安静。他诚然孤独，可是有“永恒”为伴。
　　贝多芬留客人在他屋子里吃简便的晚餐。在晚餐桌上说起他往昔的许多故事，包括他在童年时跟海顿学习时的生活，包括他为了糊口指挥乡村音乐队的生活。
      贝多芬还向他的客人叙述自己最后一次出席指挥音乐会……
　　贝多芬对客人大声说：“听我心里的音乐！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张中行

①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②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③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他对普通话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做主的是我，不是他。

④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他晚年的时候已经不能起床，记得有两次，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还举手打拱，不断地说谢谢。

⑤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他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了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⑥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付之一笑。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⑦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绝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显得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变得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⑧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要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⑨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