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电中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为急于使红军出师作战，才同意红军改编和设总指挥部，并答应不派参谋长。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联合政府在延安正式建立，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从此，中国两个政权由尖锐对立转变为并存合作的局面。

——摘编自李荣武、范丽梅《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材料三：“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提出的，由于香港问题的提前到来，使这一构想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付诸实现，并获得成功。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史符合中国实际的伟大构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卢培琪《从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看“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