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1年6月，在台湾稳定了阵脚的国民党政府公布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条例的核心为佃农对地主缴纳的地租，以全年收获量的37.5%为上限。同时公布相关法律，规定要签订书面佃耕契约、延长契约期间、限制佃耕地的收回等。值得一提的是，农地的“正产物”是指稻米、甘薯等，以1947，1948年的平均值为计算依据，而非依每年收获量的37.5%重新计算。台湾土地改革政策是一连串巧妙的政策，将地利盈收部分转往官方。三七五减租之后，大部分地主因为害怕受处分，于是主动与佃农签约，只要佃农耕作若干时期，该田地便属于佃农，不必再缴租。而政府方面为了补偿地主，以向其盐、纸、农林、工矿这四大国业股票作为补偿。地主除了获得股票、债券作为补偿外还能保有部分土地，不会一无所有，消除了地主暴‘力反’抗的风险。于是部分佃农转而成为自耕农，也有余钱可存款。

——摘编自孔夫子旧书网《揭秘台湾“三七五”减租》

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美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妥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